他的大哥很客气，早已站起，给我递上一支烟。我受宠若惊。那时节，我是自惭形秽的，能受到公社书记的这样客气的礼待，自先诚惶诚恐了。我坐下，对着他划着的打火机，点着烟，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书记间我的家庭状况，儿女、妻子、父母，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我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回说清楚，而且一律都说成“可以凑合”，不需要麻烦打搅别人帮助解决什么困难。
“公社搞了一批机动粮，解决机关里一些同志家庭吃粮的困难，你晚上带一条口袋，到公社会计那儿去。”李书记说，“我给他招呼一声。”
“我家粮食够吃的。”我说，“感谢您关照。”
“我听他说你家吃粮很紧张。”李书记指着他弟弟李老师说，“我听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们关系不错，所以……不要客气。”
我不敢再拒绝了，这里头似乎牵扯到我和李老师刚刚经过谈心所取得的感情和关系上的初步弥合……
“要不是这样吧！”李书记站起来，“我给你们弄好，放在我的房子，你回家时从我那儿带走，免得在学校造成影响。”随之给他家老二说，“晚上你把口袋送到公社去。”
也许是李老师对于《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来补救他的良心？李老师去公社给他大哥送口袋去了，我坐在房子里，很不安静，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何以又要给我弄这些粮食，而且是公家牌价。当时的粮食，那是紧张而又紧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必再计较了，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正常现象，予以忘却。
“嗒嗒嗒。”
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珍珠站在门口，正在月亮光里锁车子。
“我来请你给我出点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气也有点喘。
我给她倒下一杯开水，放在桌上。
她变了，几年不见，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道自己长得出众，所以更多一层拘谨，比唱《藏舟》时拘谨多了。
她的丰满的额头上扑散着刘海，两道黑黑的眉毛朝鼻梁上方挤来，眼里现出一丝焦灼的粉红丝膜。什么事难为她了呢？
“公社调来了一位李书记。老师，你认识他吗？”
“见过一面。”
她顿一顿，扬起头，像是下了决心：
“他托人给我提亲……”
“和谁？”我问。
“他儿子。”
“噢！”我问，“你没见过吗？”
“见了。”珍珠说，“是个跛子。”
“噢！”我一惊，又问，“人品怎样？”
“流里流气，都二十八了。”珍珠说，“那天，介绍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话没说完，就动手动脚……”
我的心失掉了平稳，砰砰跳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么说呢？想想，我忍住气说：“这是你的事，由你做主，自己做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
“我的主意没乱。”珍珠说，“我爸我妈都很害怕，要我答应这桩事呢！”
“你父母都是社员，务庄稼的，怕什么？”我说。
“听人说，李书记原先给儿子强订一个媳妇，女方不愿意，父母倒霉了，寻缝找岔，开会批斗，老汉气疯了！”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说不顺畅，心里憋得慌，“自己一定要有主意。”
珍珠感激地点点头，流出泪花来，说：“你要有空，到我屋，给我爸我妈开导开导。”
“行。”我说。
珍珠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看着她在月亮下渐渐模糊的身影，长长吁出一口恶气。
刚回到屋里，一支烟没抽完，李老师进来了。他笑着，亲热地笑着，活像刁德一。我知道他和他的书记哥给我粮食的原因了，也明白他找我谈心的真实动机了。果然，他一开口，就说到婚事上来：
“那女子信赖你，你是班主任，给咱侄儿帮帮忙。我和家兄日后给你帮忙……”
我真想说：把口袋给我！立即给我！那样的麦子我能吃下去吗？想想，这要坏事的。不仅我日后有难以预料的祸事，而且可能给珍珠带来更糟的结局。我装出笑脸，哈哈笑着，欣然应允：“只要李老师瞧得起，我跑一步路怕啥？事情办成办不成，我尽心跑路！你放心！”
我在第二天晚上，去到田湾村，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一对糊涂胆小的夫妇，又和他们商量出一些可能出现麻烦时的对策：俩老人继续装糊涂，万事由珍珠做主！
“俩老人满心欢喜，珍珠还不通。”我给李老师汇报此行的收获，“慢慢来吧！”
不久，我调走了，到了这个乡村古镇的中学。珍珠的事虽令人惦念，但结果是早就清楚的。
过了两年，见到田湾村另一个学生，谈到珍珠，说是她结婚了，就和原来班里一位同学刘鸿年结婚了。刘鸿年是个在我印象里很好的学生，他们的结合，该是美满的，我心里释然了。
她怎么干起吹鼓手的营生来了呢？
夜很静，热气渐渐退去了，夜气凉凉的，我走过小镇回家的时候，从那家门里传来弦索和隐隐的唱戏的声音。中夜以后，按习俗该是在死者的灵柩前头奏乐唱戏了，直到天明。
我坐在屋子看书，有人敲门。
“老师，让我好找！”珍珠进来了，“早都听说你在这儿，总是没机会见你。人埋完了，我也完事了，打听了几个人，才问到这儿来。”
她大约三十多岁了，有一股强悍的气息。脸上淌着汗，扑着黄土，不用我招呼，自己从竹杆上抽下毛巾，在脸盆里洗。
“我当吹鼓手了，老师！学生给你丢脸了！”她洗毕，坐下，自己这样解嘲说，“人都想门道挣钱。我凭我的嗓子挣钱，不偷不抢，管它名声好听不好听。”
我给她沏下一杯茶，很想得知我走后她的婚姻问题，倒不在乎她做吹鼓手丢人不丢人。
“李书记给我许愿，保证给我解决工作问题。我不想要这样的工作，回绝了。那个跛子又往我屋跑了几次，我一见他来，就从后门溜走，整整一天不回家。这样也不是办法，跛子最后一次来，我把他从门里推出去，把点心和酒瓶，扔到街巷去！跛子脚下不稳，在门外滚倒了。他爬起来胡叫乱骂。我关着门，在院子里气得打颤。我村的乡党动了气，小伙子们把他轰出村去了。
“李书记恼了，把我的党员审批表退回支部来。老支书悄悄给我说：‘以后再说吧！’我心里清自，李书记在我们公社，我入不了党了。
“第二年，甘肃一家县剧团到西安招收秦腔演员，我去报考，选中了。剧团的人到公社来给我办手续，李书记眼窝一瞪，手一挥，说我这不好，那也坏，把人家撵走了。我念书那时候，还不想当演员呢，这会儿想当却弄不成了。连公社机关的干部也气恨，下乡到俺村来，也骂他，说人家珍珠这不好，那不好，你为啥还给你儿子恋媳妇？狐狸吃不着葡萄，就骂葡萄是酸的！
“我和鸿年结婚了，穷是穷，心里踏实。现时有俩娃娃了。”
她叙说着，似乎有点气，却不甚厉害，像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没有任何动气的必要了。我就信口说：“还好，没有出大的乱子。我还担心那人给你搜事整人呢！”
“我后来知道，他调到咱公社当书记，就是先前给儿子逼着订人家一个姑娘，在原先那个公社搞臭了，才调到我们公社来，在我这件婚事上，他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
“唔。”我问，“你家里现在生活怎么样？农村政策宽了，好一些了吧？”
“生活好多了。”珍珠说，“我和鸿年包了五亩地，今年夏粮收了三千斤麦子，两年也吃不完。他在家种地，闲时养蜂养鸡，一年收入成千块。我跟上这些人搭班唱戏，一年也能挣成千块钱呢！”
“能挣这么多吗？”我暗暗一惊。
“能。一天一夜，给死人唱七八折戏，挣二三十块钱。一月至少有五六次，冬天丧事更多些，常是从这家唱毕，又赶到那家。”珍珠说，似乎很得意，“人说当吹鼓手丢人，我开头也觉得羞愧，时间长了，惯了。老师，你看，我弄这事丢人吗？”
我回答不了，勉强应付着笑笑。
“我才不管丢人不丢人，反正是凭出力唱戏挣钱。”她自己回答说，“我不偷不抢，不贪污不受贿，我比那些人光荣！现在，不比念书那阵儿了，要养娃娃，要过日子，要挣钱！”
我不想评论吹鼓手比贪污受贿到底光荣多少，却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经不是在我当班主任时候的那个珍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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