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理性计划经济是最无效率的，正是因为它强调环环相扣，因此任何一个环节的技术突破，在整个经济流程中，都会引起紊乱，因此，它是不太鼓励创新的。而命令经济呢？在这个方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不讲总量平衡，大家知道我们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学界曾经兴起过几次浪潮，来批判所谓的平衡论的，正是因为不讲平衡，所以它不太考虑整个经济流程的那种平衡性，所以它比较容易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但是这种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是伪创新，因为这个经济中，缺乏一种验证创新的理性机制，因此，这种创新，往往是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那么，真正对一个创新的验证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是通过市场来确定的。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一个确定机制。
总而言之，在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就是实物生产效率，效用生产效率，积累效率和创新效率这几个方面，这两种经济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走出理性计划经济的过程，因此也就极大的不同于走出命令经济的过程。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苏联联盟一级，有三千多个经济参数都是用电子计算机解最优化方程的办法来制定的，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一中断，会给整个经济造成极大的紊乱。但是对于那些命令经济的国家来说，他们基本上不存在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这种问题，命令经济机制，尤其是我国改革以前，文革中存在的那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那种形式，应该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无代价的可放弃性。也就是说，只要你放弃了这种经济，不管你回头来搞理性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你都会有绝对的正增益。你搞市场也会有增益，搞理性计划也会有增益。
这一点，邓小平在南巡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精彩，这句话在纸媒上我没有看到，但是在关于小平同志的电视纪录片中放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的改革其实在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整顿〃，大家经过1975年这段时间的人大概都知道，1975年的整顿根本就没有任何市场的色彩，所谓〃整顿〃就是把文革废除了的那些马钢宪法的那些内容恢复了一部分，也就是说把命令经济放弃了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苏联式的管理模式。但是，就这么一点动作，中国的经济在1975年前后就有了很大的转机，这种优势只有中国才有，东欧国家是绝不可能从这方面得益的，因为他们在理性计划经济方面已经走得非常之极端了，已经可以说是理性得不能再理性了，那么放弃理性，他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经历过一个市场（计划）调节失灵了，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又没有健全，那么样一个（混乱）时期，但是我们不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运动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时代，所以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时期，这是在效率方面。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理性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在可放弃性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肯尼斯·阿罗、斯蒂格利茨，很多人都曾经提到，历史上的经济转轨过程，实际上是个契约转换过程，就是人们从一种约定，过渡到另外一种约定，什么叫做约定呢？大家知道，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不光是计划经济，包括中世纪的那些农村公社，各种各样的一种束缚性体制，都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束缚性的共同体，它如果要稳定的存在，它必须在束缚功能之外，具有相应的保护功能。也就是说，我接受你的束缚，我接受这个体制的束缚，是以我得到这个体制的保护作为对应的，可是在共同体的束缚保护机制的对应性方面，亚洲的转轨国家和欧洲的转轨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像中国和俄国在开始集体化的时候，这个集体化主要都是起到一个提供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作用，那个时候是不太讲什么保障的，但是，把农民束缚得很厉害。但是，俄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它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这样一个阶段。
大家知道，我们的农村改革的过程，和大中国企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民发动农村改革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但是，在大中国企的改革中，一般来说，工人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是缺少主动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处境和农民不同，他们摆脱束缚是要失去保护的，而且通常摆脱的束缚不多，失去的保护很不少。那么俄国的农民，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农民又不同。像波兰、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剧变以前，在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就没有搞集体化，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独立小农制度。应该说，他们的农民仍然基本上来说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当然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国家在七十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是基于他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这个实力，仍然由国家出钱，给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那么因此，对于苏联的农民来说，他们摆脱束缚，是需要失去保护的，而对于波兰、南斯拉夫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变革过程中，没有摆脱什么束缚，但是却失去了很多保护，所以，很容易理解。波兰的农民，在1991年以后，最早起来抗议经济转轨的就是波兰的农民，比工人的不满要大得多。但是中国的农民就恰好相反，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中，他们摆脱了很多的束缚，但是基本上没有失去什么保护，因为这个体制原来就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那么在这个改革中，他们可以说是摆脱了锁链，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因此，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在投入改革的过程中是非常积极的，而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那么80％以上的人们，无代价地、主动地发起了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这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秦晖：大家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帕雷托过程，说这个帕雷托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益，只是得益的多少问题，有的人益多，有的人益少，但是没有人受害的。那么一种比较好的经济过程，就是要使这个改变具有帕雷托过程的性质，但是这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原来多数人得益，少数人受损，现在改变它，很可能就导致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机制，使所有的人都受损的，只是受损的程度有区别，那么这种过程我把它称之为负帕雷托过程，那么这个负帕雷托过程的脱离过程，本身就是帕雷托过程。也就是说，走出负帕雷托过程的过程就是帕雷托过程，而走出非帕雷托过程的过程，仍然是（另一种）非帕雷托过程，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容易理解，这也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不需要支付很多代价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改革，应该说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帕雷托过程。这是第二，可以说是涉及到改革的公平方面。
因为人们对改革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公平与否的观念，这种公平与否的观念，往往并不是直接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收入分配的平均与否，我们经常议论的基尼系数，往往未见得和基尼系数给人的主观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对一种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人们恐怕最容易引起的反应，并不在于不均的程度，而在于不均产生的机制。就转轨而言，如果人们觉得在这个转轨过程中，人们获得的机会与付出的代价相应，也就是说，他们摆脱的束缚和失去的保护相应，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觉得，就会有一种平衡的感觉。而如果人们摆脱了很多束缚，但是实际上没有失去什么保护，人们就觉得这个改革很不错，是公平的。而如果人们没有摆脱什么束缚，但是原来的保护都失去了，没有获得什么机会，但是付出了大量的代价，人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保障，无束缚的波兰式体制，当然这里指的是农业，和保障和束缚相应的苏联式体制，走出这两种体制，要实现公平的增加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于一种有束缚而没有保护的体制而言，走出去要实现公平的增加，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大家知道，九十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就管理水平而言，要比六十年代不知道要强多少，但是中国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要比六十年代严重得多。这就是说，通过加强理性计划的途径，来取得增益的这样一个过程，使我们的命令经济，就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通过〃整顿〃就可以实现改进，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
那么，无论是就命令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还是就人民公社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到了九十年代，都发挥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亚洲转轨国家的经济与东欧的这些国家相比，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东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而在一些亚洲的转轨国家，因为这个秩序正好相反，就是在亚洲型的转轨国家中，用铁腕的手段可以做成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可以说极大地减少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成了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交易成本或者说交易费用。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也还是这么说的，说整个转轨过程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那么，减少交易费用，应该说，铁腕手段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