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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等人几乎倾巢出动，最终解救了宋江。宋江带领了二十位新头领上了梁山。在此之前，还上演了水浒世界中仅有的两个“智取”之一，在吴用智取生辰纲后，宋江智取了无为军，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军事作战能力。同时，二十位新头领的上山，以压倒性多数取代了晁盖系的权力与人力资源统治地位。吴用的计谋没有白费，宋吴终于连成一体，这种联盟似乎还受到了命运的支持。在宋江获得了天书后，九天玄女让他“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在一个组织内部，“二把手”和“三把手”整天瞒着“一把手”密谋，连傻瓜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标志着吴用抛开晁盖倒向宋江的事件是三打祝家庄。三打祝家庄起因是杨雄、石秀、时迁投奔梁山。他们投奔梁山是因为听说宋江（而不是晁盖）招贤纳士，因为时迁和戴宗、杨林比较熟悉，所以三人希望通过戴宗、杨林的引荐加入梁山。路上因为偷了祝家庄的鸡，时迁被抓。晁盖见到杨雄、石秀之后大发雷霆，他的愤怒固然是因为偷鸡有辱梁山的声誉，真正原因恐怕在于他发现投奔宋江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江湖和梁山，都似乎不知道有他晁盖这一号。他要杀杨雄等人的目的，一是为了抑制宋江系的势力，二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是“一把手”，三是为了出出心中的闷气。然而，这个决定如同当年王伦排挤他一样，使晁盖失了人心。宋江等人连成一体进行反对。宋江表示要打祝家庄解救时迁，吴用立即附和宋江的意见，并含蓄地劝晁盖不要手足相残。戴宗的言语更明确：“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晁盖的做法，使他与王伦间画了等号。结果众头领一致赞同宋、吴的意见，晁盖陷入了孤立。
三打祝家庄是宋江第一次领军打仗，这是他树立政绩、显示能力的机会，除了林冲、白胜外，他带了自己的全部嫡系出征。攻打祝家庄并不顺利，吴用领兵前来接应。他送给宋江一个大礼物：把前来投靠梁山的孙立集团，在没有向晁盖汇报的情况下，直接引荐给宋江。此举表明吴用已不把晁盖放在眼里，而是把宋江当做领导核心了。吴用此举，帮助宋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林冲捉了扈三娘后，宋江没有把她解与晁盖，而是送给自己的父亲收做干女儿，并把她嫁给了王英。这一举动的目的是宋江想拉拢人心，还间接表明梁山已由他当家。祝家庄战役的胜利，使宋江的威信更高。杨雄等人是奔着戴宗、杨林去的，李应、杜兴是杨雄的关系，孙立集团是杨林的关系，公孙胜与杨雄、石秀是蓟州老乡。晁盖要杀杨雄等人的行为，彻底使他陷入了人脉孤立。
此时，宋江的声望已经远超晁盖。段景柱为了投奔梁山，偷了宝马准备献给宋江作为见面礼，结果被曾家五虎抢去了。不仅如此，曾头市还编排歌谣让小孩传唱，借以侮辱梁山：“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曾头市的挑衅传到梁山，晁盖反应极为激烈。原因在于：三打祝家庄后，梁山的多次行动如破高唐州、青州等，都是宋江带队出战。每次战斗都导致梁山的组织规模有所扩大，而宋江本人无论是声名还是贡献，都盖住了自己的风头。尤其无法忍受的是，段景柱根本没把他这个老大放在眼里，直接越级要把宝马献给宋江，由此可见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了。晁盖感觉到自己慢慢被架空，领导权已经落入宋江之手。面对宋江、吴用的劝阻，晁盖说：“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我们可以猜想，他的话里肯定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我再不搞点政绩，等你宋江继续增长势力，我就全完了。晁盖带了二十名头领，包括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等人，以自己的老班底为主力，连毫无用处的白胜都带去了。这里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吴用作为晁盖系老人居然没有去，原因恐怕在于：晁盖看出了他已经投靠了宋江。结果，晁盖出师不利，中箭身亡，从此开启了梁山的宋江时代。由于吴用在梁山领导权的第二次转换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顺理成章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能埋怨吴用。不少人都希望自己的命能卖个好价钱。他在晁盖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生理想的尽头。良禽择木而栖，与宋江结盟，可以使自身潜力和利益目标实现最佳匹配。在专制权力的磁场里，永远不要相信下属对旧主的忠心，利益才是人际关系永恒的调节器。后来，宋江为了逐步漂白梁山好汉们的身份和梁山聚义的性质，以求在与朝廷的谈判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他把名闻天下的大地主卢俊义弄到了梁山。卢俊义虽然成为超越吴用的“二把手”，但他只是一个符号，并没对吴用的地位造成实质性伤害。吴用和宋江一样，被忠臣良将的幻影迷住了眼睛，在宋江实施招安的计划中，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梁山的最终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吴用最终追随宋江而死，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理想末路的无奈和绝望。
自古以来，有多少文化人能够在权力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又有多少文化人没有成为权力的寄生虫呢？
领导素质用人唯奴的理由（1）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古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
有人当面给李鸿章提意见，指责他一力提拔乡党，老是喜欢用一些熟人。李鸿章很不以为然，不耐烦地反问，我不用人唯亲，难道你让我用人唯疏吗？
对用人的标准，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一套。熊希龄组阁时，梁启超想做财政总长，意与熊氏共进退。谁知，袁世凯最后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没有梁启超。在熊希龄力争下，才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但梁坚辞不就。熊希龄只好再次面陈。袁世凯不客气地说，梁启超办不好财政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熊希龄不同意，反驳道，梁启超著作等身，学问极大，你没试过，怎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袁世凯只好实话实说，梁启超文章写得越好，就越做不好。我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从道理上看，这种举措是不妥善的。可是我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和南方打仗？一个财政总长，我让他去借钱，他不去，还跟我讲大道理，写文章批评我，说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能在乱世中乘势而起，肯定不是个糊涂鬼。他知道他的车使什么样的马最合适。袁氏用人的尺寸，并不是根据是非善恶，为其服务才是唯一标准。否则，即使是二十四岁就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也可以弃之不用。让你当个法务次长，不过是摆个花瓶，装饰我的门面。真把自己当根葱，那就太不自量力了。听我的话，就用用你；不听我的话，就靠边站；要是闹别扭，就摆平你。后来赵秉钧在袁世凯指示下，暗杀了宋教仁就是个例子。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年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第一条意思很简单，当不好奴才，人才的价值就实现不了；记不住、办不好上司的私事，就得不到充分的信任。第二条意思也不复杂，创业时需要人才出力打拼天下，有点缺点也就包容了；守业时则要的是能挠痒的奴才，安享天下了谁还容你去吆五喝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对待人才最有良心的措施；朱元璋杀戮功臣，则彰显了对人才的残酷。野兔没了，猎狗就该煮了吃了；小鸟没了，弓箭就该库存起来了；敌国灭了，韩信这样不太听话的人才也就该杀了。善良又深明大义的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但对宋高宗来说，“报国”固然需要，而“精忠”才是第一位的。岳家军日渐强大，捷报频传，祖上黄袍加身的事仿佛就在昨天，高宗只好把岳飞除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人才被重视却往往不被重用，奴才被轻视却往往被重用。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如奴才吃香，动辄就被排斥在圈子和体制之外，备遭冷落，说起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什么统治者喜欢用人唯奴，这是个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在王权体制下，所谓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公与私很难分得清清楚楚。选拔官吏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听话，所谓才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又听话，才是完美的“才”。
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做过奴才的勾当。他就任阳谷县步兵都头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知县大人做私事。知县到任两年多后，赚了不少银两，打算派人转移到东京，送给亲属储存起来，作为升迁的资金。因为担心路上被人劫了，须派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来干这项重要工作。这里的“有本事”和“心腹人”，就代表了人才与奴才的结合。知县想起了打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