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梁山可以提供给众英雄所渴望得到的资源。为了这种资源，正如阮小七所说的：“如果有识得我们的，任凭水里来火里去，能够过一天舒服日子，死了也是眉开眼笑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是为了吃吃喝喝。宋江在说服关胜、呼延灼等降将集团归顺时，则是承诺将来要努力实现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报效国家。
在王伦、晁盖尤其是宋江的领导下，梁山组织成了一个理想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众好汉“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认性同居”、“随才器使”，实现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招安的圣旨一到，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同去，只剩三十六人归，最后宋江、卢俊义、李逵喝毒酒而死，花荣、吴用上吊而亡，上演了一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梁山悲剧的原因在于招安，而招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宋江。因此，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考虑招安问题，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梁山宋江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于组织个人化。
在西方学者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它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二是强制性的统治，这种统治一般借助于机构或组织实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强制性的权力命令型统治和交换性的依仗利益型统治混为一体，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关系。只要摆脱不了对组织垄断性资源的依赖，就必然会放弃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性。而一旦获取了对组织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与组织成员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公共组织当做个人私产的组织个人化倾向。
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领导素质组织个人化现象（2）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领导素质一个将领的黑社会大哥之路（1）
这些官员具有趋利避害和有奶为娘的特性，一旦国家有事，往往没有任何道德包袱，立即反水倒戈，承欢新主，并将责任全部推到制度身上。
关胜身为北宋帝国的将领，在率兵“剿匪”时被俘。作为军人的他，在没有任何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居然趋身事宋江，排在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位领导人之后，位列对梁山贡献最大的林冲之前，成了排天罡第五名的五虎将之首，其中的道理不得不说。
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兵围大名府后，留守使梁中书连忙派员到东京向岳父蔡京求援。先有十万贯生辰纲泡了汤，现在女儿女婿又危在旦夕，旧恨加新仇，惧怒之下，蔡太师立即召开军事紧急会议，讨论出兵之策。此前，梁山已先后破江州、祝家庄，闹高唐州、西岳华山，击败高俅所派的三路精兵，震动朝野，所以会议开得比较沉闷。在无人发言的情况下，丑郡马宣瓒打破僵局，向蔡京推荐关胜：“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宣瓒还补充说：“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
北宋末年，关羽被朝廷追封其为“忠惠公”，继而又加封“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到明代万历年间则成为帝君，清代顺治年间则追为大帝，当然这是后话。宣驸马之所以强调关胜高贵的DNA，是因为关羽在意识形态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唯一能与孔子并称的圣人，在江湖的影响尤有过之。尽管关胜当时“屈在下僚”，仅为蒲东巡检司，但“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的模仿秀形象，让蔡京高度重视起来，立即对关胜进行面试。三十二岁的关胜眼如丹凤，面若重枣，跨下浑红马，果然和祖上一样，更重要的是他精于用兵之道，是征讨梁山的合适人选。当蔡京提出“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良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这样的问题时，关胜胸有成竹：“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此计深得围魏救赵之精要，蔡京看出他是个可用的帅才，立即破格提拔为领兵指挥使，拨一万五千名精兵，命其即日征讨梁山。
关胜果然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一出手就击中了梁山的七寸。宋江立即回师救援大本营，梁中书的危机立即解除。对于梁山的厉害，关胜虽然早有耳闻，然而并没有把这伙乌合之众放在眼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征剿梁山是不能失败的任务，他知道辜负当朝太师提拔的后果。宣瓒的评语果然不是谬赞，关胜对阵当晚，就智擒了张横和阮小七。第二天两军对垒时，关胜力战秦明、林冲毫不畏惧。三人正在挥戈厮杀时，梁山却鸣金收兵。宋江此举不但令林冲等人不高兴，就连关胜也感到纳闷。他把阮小七押来问道：“宋江是个郓城小吏，你这厮们如何服他？”阮小七撇撇嘴：“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都称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