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5-帝国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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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5-帝国潜流-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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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梁山可以提供给众英雄所渴望得到的资源。为了这种资源,正如阮小七所说的:“如果有识得我们的,任凭水里来火里去,能够过一天舒服日子,死了也是眉开眼笑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是为了吃吃喝喝。宋江在说服关胜、呼延灼等降将集团归顺时,则是承诺将来要努力实现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报效国家。    
    在王伦、晁盖尤其是宋江的领导下,梁山组织成了一个理想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众好汉“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认性同居”、“随才器使”,实现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招安的圣旨一到,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同去,只剩三十六人归,最后宋江、卢俊义、李逵喝毒酒而死,花荣、吴用上吊而亡,上演了一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梁山悲剧的原因在于招安,而招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宋江。因此,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考虑招安问题,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梁山宋江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于组织个人化。    
    在西方学者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它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二是强制性的统治,这种统治一般借助于机构或组织实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强制性的权力命令型统治和交换性的依仗利益型统治混为一体,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关系。只要摆脱不了对组织垄断性资源的依赖,就必然会放弃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性。而一旦获取了对组织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与组织成员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公共组织当做个人私产的组织个人化倾向。    
    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领导素质组织个人化现象(2)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领导素质一个将领的黑社会大哥之路(1)

    这些官员具有趋利避害和有奶为娘的特性,一旦国家有事,往往没有任何道德包袱,立即反水倒戈,承欢新主,并将责任全部推到制度身上。    
    关胜身为北宋帝国的将领,在率兵“剿匪”时被俘。作为军人的他,在没有任何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居然趋身事宋江,排在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位领导人之后,位列对梁山贡献最大的林冲之前,成了排天罡第五名的五虎将之首,其中的道理不得不说。    
    宋江带领梁山人马兵围大名府后,留守使梁中书连忙派员到东京向岳父蔡京求援。先有十万贯生辰纲泡了汤,现在女儿女婿又危在旦夕,旧恨加新仇,惧怒之下,蔡太师立即召开军事紧急会议,讨论出兵之策。此前,梁山已先后破江州、祝家庄,闹高唐州、西岳华山,击败高俅所派的三路精兵,震动朝野,所以会议开得比较沉闷。在无人发言的情况下,丑郡马宣瓒打破僵局,向蔡京推荐关胜:“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宣瓒还补充说:“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    
    北宋末年,关羽被朝廷追封其为“忠惠公”,继而又加封“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到明代万历年间则成为帝君,清代顺治年间则追为大帝,当然这是后话。宣驸马之所以强调关胜高贵的DNA,是因为关羽在意识形态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唯一能与孔子并称的圣人,在江湖的影响尤有过之。尽管关胜当时“屈在下僚”,仅为蒲东巡检司,但“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的模仿秀形象,让蔡京高度重视起来,立即对关胜进行面试。三十二岁的关胜眼如丹凤,面若重枣,跨下浑红马,果然和祖上一样,更重要的是他精于用兵之道,是征讨梁山的合适人选。当蔡京提出“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良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这样的问题时,关胜胸有成竹:“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此计深得围魏救赵之精要,蔡京看出他是个可用的帅才,立即破格提拔为领兵指挥使,拨一万五千名精兵,命其即日征讨梁山。    
    关胜果然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一出手就击中了梁山的七寸。宋江立即回师救援大本营,梁中书的危机立即解除。对于梁山的厉害,关胜虽然早有耳闻,然而并没有把这伙乌合之众放在眼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征剿梁山是不能失败的任务,他知道辜负当朝太师提拔的后果。宣瓒的评语果然不是谬赞,关胜对阵当晚,就智擒了张横和阮小七。第二天两军对垒时,关胜力战秦明、林冲毫不畏惧。三人正在挥戈厮杀时,梁山却鸣金收兵。宋江此举不但令林冲等人不高兴,就连关胜也感到纳闷。他把阮小七押来问道:“宋江是个郓城小吏,你这厮们如何服他?”阮小七撇撇嘴:“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都称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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