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败律一个帝王的亡事(2)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帝国败律蔡京分利集团(1)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离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
童贯领军征剿梁山失败后,没有向宋徽宗汇报,而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密谋对策。高俅安慰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烦恼,只要皇上不知道,谁敢说三道四?!然后两个人直接去找他们的老大——太师蔡京商议办法去了。几个人算计好了后,第二天由蔡京汇报说,因为天气炎热,工作没法开展。徽宗当了真,也就没追究童贯的责任。
在几次针对梁山的军事行动中,都是由以蔡京为首的小团伙统一了口径后,再向皇上报告。这样,围绕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家分利集团。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这样的集团往往与道德、正义无关,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北宋与其说是亡于金人之手,不如说是败于党争之祸。
中国历史上,自皇权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被这种集团性力量搞坏或者拖垮。秦朝被赵高宦官集团断送;西汉被王莽外戚集团易帜;东汉被十常侍集团祸国;曹魏被司马昭集团替代;杨坚集团以外戚和大臣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李渊集团以地主武装力量和臣子的身份颠覆了隋朝,建立了大唐;唐代的宦官集团猖狂到废杀皇帝,废黜太子,加上藩镇集团削弱了帝国的力量,酿成了推翻政权的黄巢起义;明代的刘谨、王振、魏忠贤等宦官集团,流毒天下,成为大明覆灭的内因之一;清代先有八旗集团腐朽于内,后有北洋集团节制于外,在四面楚歌中,末代皇帝溥仪极不情愿颁布了退位诏书。
历朝历代破坏性的大小集团多如牛毛。蔡京集团既然出现,该倒霉的就是大宋了。
金圣叹说梁山事件的出现属于“乱自上作”是很有见地的。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股作乱的关系网。徽宗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坚定的支持者,童贯、高俅、杨戬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德章是他的儿子,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世杰是他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他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高衙内是高俅的义子。
历史上,蔡京集团的力量比水浒世界描绘得更加可怕。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等重臣都是他的朋党,连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捻、余深等都因为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曾经试图脱离蔡京集团,但不久暴亡,死的时候张口吐舌,很显然是中毒的迹象。在蔡京集团风气的影响下,衍生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奸胥坏卒,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善类。有这样一个能够架空皇帝权力的集团的存在,国家不灭亡就是怪事了。
蔡京集团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然后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后,立即整治王进给自己出气。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进的父亲曾根据律法条文打过他。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高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自己的下属,还搬出了律法规定,整得林冲一点脾气都没有。殷天锡看上了柴皇城的园子,仗着自己与高俅、高廉的关系,根本不把享有豁免特权的没落贵族柴进放在眼里。梁中书连年搜刮民脂民膏,派公人运给自己的岳父蔡京。当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抢了以后,蔡京派府干到济州知府那里去催办。府干先炫耀自己是太师府里的心腹人,然后要求十日内捉拿晁盖等人,并警告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大肆贪污腐败本来就不对,赃银被抢了以后,不但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寻找,而且还威胁知府,官帽子给你撸了是轻的,重了就是流放或者杀头。
在蔡京集团的眼里,国完全变成了家,权完全切换成了利。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蔡京集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异己力量。历史上,蔡京曾四次拜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直到徽宗禅位,七十八岁的蔡京才退休。在任时,蔡京打击异己力量无数。他任尚书左仆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击元佑党人。蔡京凭借自己的权力,睚眦必报,把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有个人恩怨者悉数定为奸人。被蔡京登记为奸党的文臣执政官有司马光等二十二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外官秦观与黄庭坚等四十八人、内臣及武官十二人,这些人全部被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
用大帽子扣在异己分子头上进行打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章惇、曾布、张商英等都不是元佑党人,只不过和蔡京有矛盾或者政见不和,就被定为奸人。连其弟蔡卞,都因与之意见相左,被排挤在外。有意思的是,坏水可以通过DNA遗传。蔡京七十八岁那年,其子蔡攸为了能早日接班,专门过去看看老爸病了没有,恨不得他早日死了。
梁山好汉和蔡京集团势如水火。他们曾抢了蔡京的生辰纲,又破了其婿的大名府,打下了其门生贺太守治下的华州,可谓仇深似海。高俅和梁山素有旧仇,其叔伯兄弟高廉又被梁山所杀,他本人还被击败过三次后获擒,仇恨难以消弭。童贯曾领兵征讨梁山,结果出师未捷,损兵折将,颜面无存。有这样的仇恨和耻辱,宋江等人居然还妄想招安了事,同朝为官,简直是与虎谋皮。
正人君子对小人害人的招数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蔡京等人把梁山好汉分而治之,然后各个击破,置于死地,就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了。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有了好的政令并不代表有好的政治。因为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事。忠臣在位,如果没有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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