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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败律官员做匪的水平（2）
在官府眼中，梁山上的弟兄显然是草寇匪类。凭心而论，不管梁山聚义是什么性质，为了生存计，梁山确实也干过土匪的勾当，经常侵州掠县，聚众打劫。连水浒世界里第一个露面的英雄史进，落魄时也曾经在赤松林里，打过鲁智深的闷棍。但是，老百姓们面对草匪们的劫掠，还可以有办法避过，大不了我不走你的地盘，或者你来了我想办法躲躲。被律法制度约束在土地上的老百姓，却只能承受官匪们的合法性伤害。封建帝国已经成为一张密网，任何摆脱被捕捞的挣扎都是徒劳，能够漏掉的没几个。不堪忍受就只能起来反抗。方腊本是樵夫，由于遭受花石纲的盘剥，最后聚众百万起义，以“民匪”对抗“官匪”，严重动摇了帝国根本，几成大事。何止方腊，历来老百姓们兴兵造反，都是因为受不了官匪的吸血抽髓。李自成本来是一个驿站小吏，因为“调整”而下了岗，苦于生计，振臂而起。生存问题永远是老百姓的第一要务。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只能豁出命去了。
草匪们对老百姓的终极伤害，也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手法简单而直接，官匪们的弯弯绕就多了，处处透着艺术气息。武大郎被害致死一案，之所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能立案，根本原因就是阳谷知县拿了当地药店老板西门庆的贿赂，这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为，比黑社会杀手的做法，冠冕堂皇而又轻而易举。张都监拿了张团练的红包以后，根本就不顾及身份，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把治下的囚犯武松弄进了监狱。孟州知府的做法更是妙绝，吃了张都监的肉，又喝施恩的血，原告被告都不放过。草匪们还讲究“盗亦有道”，官匪们如同猪狗蚊蝇，有奶便是娘，有血就要吸，连起码的规则都不讲。阳谷知县这个家伙干了两年半，就“赚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亲眷处收储，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然后派武松替他把这些金银送到了东京。草匪们抢了钱财只能放到大本营里，时刻有被官兵破寨得而复失的危险。官匪们的活动余地就大多了，他们可以进行资产剥离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用来买官，获得更广阔的搜刮空间。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九一卷记载了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原文是这样说的：“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作为天子的皇帝居然能以圣旨的形式，向买卖人“要”些物件，还威胁“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有这样的皇帝，下面如狼似虎的官吏们的贪拿索占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的头也真是够冤够大的了。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老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这种宰割尽管透不出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所以，当梁山“草匪”碰到了蔡京等“官匪”，其胜负早分，悲局已定。只知道挥舞拳头的草匪们，怎么可能是那些挥舞笔墨的官匪们的对手呢？
事实上，在水浒世界里，一些官僚还只是以“官”的身份，干着“匪”的勾当，有不少“官”干脆就与匪合而为一。花荣作为清风寨副知寨，无论朝廷有诸多不是，但他毕竟拿着朝廷的俸禄。可宋江因罪逃到他的地盘上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候。”第二句话就是：“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他先是藏匿罪犯，后又起身反叛，根本就没有把国家法度当回事。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更绝，自己的弟弟孙新、弟媳顾大嫂与登云山上的邹渊、邹润关系密切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都置之不理。这个几次杀散劫掠登州草寇的病尉迟，居然纵容只有八九十条枪的邹氏爷们为患，可谓官、匪共存，一家两制，井井有条。关胜、呼延灼等将领之所以都是轻轻松松地到梁山落了草，道理其实很简单，在环境的影响下，官气已经注满了匪性。
为陈独秀作传的王森然，曾痛叹北洋军阀的腐化昏聩说：“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掌权柄，乃国之大哀也。”其实，在封建专制时代，游荡于官与匪双重身份之间的官匪的存在，不仅是国之大哀，更是老百姓之大祸。
帝国败律祝家庄的悲哀（1）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石秀、杨雄犯了人命案，走投无路打算到梁山落草，半道上时迁也要跟着凑份子。三人路过祝家庄，因为肚子饿了，就找了家客店准备喝一盅。时迁嘴馋，又小偷小摸惯了，就顺手弄了一只鸡。没想到这只鸡不仅引出了战争，还引出大宋帝国的很多问题来。
按理来说，这只鸡吃了也就吃了，赔点银子也就算了，可是店小二是“宰相门前六品官”，仗着祝家庄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给钱不要，硬要把石秀三个人当做梁山贼寇给拿了。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石秀、杨雄跑掉了，偷鸡的时迁，则被祝家庄当小鸡一样给抓了。
其实，梁山与祝家庄并无过节。晁盖、宋江等人在梁山立足不久，还没有向祝家庄收取保护费的意思。店小二开口梁山贼人、闭嘴梁山草寇，显然是祝家庄平常宣传得多了，全庄上下舆论一致，把梁山当成了假想敌。一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
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毗邻而居，互成掎角之势。祝家庄有五七百家佃户，估计其他两家也不少。也就是说，祝太公、扈太公、李应是当地的大地主。地主最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便豢养家丁，培养自己的势力。三家拥有一两万人的民兵力量，属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不仅如此，三个庄基本上是全民皆兵，连客店里都堆满了兵器。庄里庄外机关重重，三个庄还订了协议，危急时刻一致安内攘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备梁山草寇来抢掠财物。卧榻之侧有如此强大的绿林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酣睡。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当生存受到威胁时，祝家庄不得不另外出资，招兵买马，训练武装部队，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御梁山的劫掠。也就是说，祝家庄支付了费用，朝廷却没有遵照自身的职责，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专制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