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部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石秀及时提供了侦察信息，宋江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宋江仍然损兵折将，杨林和黄信被活捉。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宋江试图说服李应帮助梁山，但被他以有伤在身为名拒绝。李应采取的这种中立姿态，为宋江消除了一大隐患。此次出兵，宋江依然没有讨到便宜，宋江本人差点被捉，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活捉了秦明、邓飞，打伤了鸥鹏，扈三娘活捉了王英。如果不是后来林冲捉住了扈三娘，宋江不但毫无脸面可言，而且攻打祝家庄的计划也有可能搁浅。
由于扈三娘被捉，导致了独龙冈三庄联盟的彻底终结。任何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的分裂开始。战前，由于祝家庄处置不当，李家庄已经保持中立，并有暗助梁山之势。此次扈三娘失陷，迫使扈家庄暗中与梁山谈判，并采取了中立策略。即使是这样，面对祝家庄这个刺猬，宋江仍然无法下口。到目前为止，祝家庄依然保持着全胜，双方对阵情况是20。
帝国败律祝家庄的悲哀（2）
纵观招安前对官府的战争史，梁山就没有吃过败仗。晁盖劫了生辰纲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地方武装，出兵围剿梁山，被杀得大败。梁山杀了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后，高俅从各地调精兵强将，大兴三路雄兵，并让呼延灼摆下了连环马，依然被破。不得已，童贯与高俅亲自出马，先后领兵围攻梁山，也最终失败。其中，高俅率十路节度使，领十万精兵进攻梁山，居然被活捉。
此外，梁山破江州、大名府、青州、高唐州等地，无论面对正规中央王牌军还是地方杂牌军，都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可是面对祝家庄以及后来的曾头市，梁山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直至后来当朝廷的枪头去打方腊，几乎全军覆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官兵不如民兵，民兵不如草寇”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呢？
原因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是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位而建，所以皇帝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十分忌惮，害怕他们依葫芦画瓢，所以采取了抑制兵权的政策。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充兵员。
宋朝统治者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潜在反抗者变为镇压者，可谓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做法被称为“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另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尽管宋神宗即位知其病，废除了这种办法，但遗弊却无法消除。所以无论童贯、高俅还是关胜、呼延灼，都是临时拼凑来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队，不加养练，就去攻打梁山。而宋代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轻易不动，厢军均是老弱，兵士地位甚为低下，类似“听差”，基本没有战斗力可言。以这样的军队对付梁山，效果可想而知。
在祝家庄与梁山的攻守战中，祝家庄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其所训练的民兵，作战目标清晰，作战方式灵活，作风勇敢顽强，连续两次打退宋江的进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官府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地方势力出于自保，集资招募兵勇，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练兵方式和激励措施，训练出了高素质的作战队伍。
就在宋江骑虎难下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官府”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立即分出了胜负。孙新和顾大嫂等人为了营救解珍、解宝兄弟，把其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拖下了水。曾经领取官府俸禄的孙立，为了送给梁山一份见面礼，居然利用自己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的同学身份，打入祝家庄，玩了一出无间道，与倾巢出动来帮助宋江的吴用一起，破了久攻难下的祝家庄。这样，孤立无援的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官府不仅没有收到两虎俱伤的渔利，也彻底丧失了消灭梁山的最好机会。
历史上，由于专制制度的腐败，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加上朝廷治理军队乏术，在很多时候官兵的战斗力不如民兵。南宋末年，地方民兵在北方四处出击，延迟了金兵的南下；明朝末年，湖北民兵伏杀了李自成，给义军以致命的打击；清朝末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民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促成了清朝的短暂中兴。
其实，祝家庄的悲哀也是朝廷的悲哀。纳税人一面交税养着尸位素餐的朝廷力量，一面不得不另掏腰包进行自我保护，为了同一件商品，要支付两次费用，而且换来的还是假货，真不知道朝廷的公共权力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黑暗伤害黑狱不是商业传说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
《监狱风云》是一部香港商业片，我曾经反反复复看过好几遍，起初是为了消遣，后来是震惊于影片所描写的司法体系的黑化。周润发、梁家辉等扮演的社会各层次人等因罪入狱，饱受监狱内黑社会帮派的折磨。然而，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司法工作者，他们对服刑人员进行合法性残酷折磨，最后激起了激烈反抗。在这里，司法工作者成了邪恶的代表，服刑人员反而变为正义的化身。
以后我又多次看过类似的影片，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大片。虽然故事不同，但寓意如出一辙，都是讲正义与邪恶的互换。导演炮制这样的影片，无非是想通过角色的冲突、情节的矛盾、人物的魅力，吸引更多的眼球，获得丰厚的票房。这种以盈利为目的故事叙述，经过了商业化的加工与包装，往往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我慢慢发现，这种黑狱现象，似乎并不止是现代电影版的商业化故事传说。
武松曾经有过两次黑狱经历。他为了给哥哥武大郎报仇，亲手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被官府从轻发落刺配到了孟州。刚到孟州的监狱，牢里的犯人就劝告他，向牢头差拨孝敬点银子，“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囚犯对武松的劝告，让人倍感心酸。这些普通的囚犯可能既没有银子做“人情”，又没有武松这样的利用价值，同时也没有办法像那八九十个囚徒打手一样，靠出卖自己的生命和肉体获得施恩的眷顾，只有面对那一百杀威棒和日常的刑罚了。吃了亏长了见识的囚犯们，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好心地提醒后来人，怎么样才能避开执法者的黑暗伤害。囚犯们还给武松介绍了执法者两种伤害方法，一种叫盆吊杀人法，一种是土袋压杀法，“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余的也不打紧”。在这样的黑狱里，生命已经失去了尊严和价值，弄死一个囚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执法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开拓精神，发明了很多艺术性的刑罚和杀人花样。刑罚与杀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比黑狱还黑的是冤狱，冤狱是黑狱的最高形式。在黑狱中，执法者无非就是想弄点钱，然后就是拿刑罚犯人作为一项乐趣，如同观看斗鸡比赛，欣赏那残酷的“美”。当然，如果犯人实在不懂事，“惹”得执法者们心烦了，可能会要犯人的命。冤狱则不然，一下子把罪名做实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武松第二次碰到的就是冤狱。张团练丢了快活林，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就去找张都监帮自己出气。张都监设局以偷盗罪把武松扭送到了官府，拿了银子的孟州知府，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让武松辩解：“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在明确规定不准刑讯逼供的现代律法制度下，某些地方对犯人用刑仍是家常便饭，何况是在九百年前的北宋时期。武松再也没有了“我若是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的骨气，眼看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般打来，只能屈打成招。这个时候，决定武松死活的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律法依据问题，而是银子的多少问题。随着施恩和张团练竞投标似的往官府里送银子，武松的命被保了下来。在流放途中，张都监、张团练派人欲斩草除根。江湖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