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老人一问两问，他便和盘托出。
他觉得天朝着他的头顶，直直地盖了下来，他被天压着，直直地陷下地里，那地是无底的深，陷不到底。
大哥在钢琴前读谱，大嫂在量米蒸饭，侄儿在搭积木。
城东金谷巷的女孩儿会说话了，刚会说话就会唱小曲儿了。小嘴儿伶伶俐俐，一字一句都唱得明白：
“头上的呀青丝哟什么人摆乱？
耳上啊哟坠子呀为啥少一只？
脸上官粉怎么湿？
嘴上的呀胭脂呀何人来吃？”
大人听了都笑：“打哪听来的高跷小调？唱得活龙活现！”笑过了又撇嘴：小小的年纪就会唱这浪调儿，且又唱得骚情，能是哪处的、谁家的女儿？
女孩儿听不见这些，只当人人都夸她，喜欢她，便一心一意地爱俏。小小的人儿就会挑拣鞋面的花样，挑的尽是粉红的花朵，娇得了不得，一阵风便能吹散似的。挑好的，便赶着她妈绣上，随后踩着新鞋出门外去显摆。她不像小孩子似的乱蹦乱跳地走路，而是一步跟一步地走，小脚尖微微向外撇，脚跟和脚跟踩着一条直线，走得像个懂事的大人。小孩子都围过来看她的花鞋，她却露出了不耐烦，两只手背在身后，倚在墙上，斜着眼瞅那谁家窗前的吊兰。
石子路的巷口来了一个叔叔，提着果子，还有山楂酒。她老远地认了出来，兴奋得红了脸，却不露声色，装着不看见。等他到了眼前，又悻悻的，不高兴似的。叔叔叫她，她爱理不理，叫她跟他走家去，她不情愿地去了，心里却高兴得直扑腾。她的叔叔多，每回来都不空手，带了好东西，给她妈也给她，绒花儿啦，绸丝带儿啦，红褂儿啦，眼珠会动的洋人儿啦！她欢喜得要叫要跳，妈便用眼瞪她，骂她下贱。她看妈，脸上总做着懒懒的表情，叔叔送她东西也不讨好，还遭骂。可是等叔叔走了，妈妈便将东西放在面前一件一件看，脸上笑盈盈的。要是长久地没有叔叔来，妈妈便拉长了脸，找她出气，摔摔打打，犯病似的，直等叔叔来了走过以后，病才好。渐渐地，她懂了，叔叔来确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那高兴不能摆在脸上，不仅不能摆在脸上，还要更做出不乐意的样子，这才是尊贵的行事。
这回的叔叔，给她带的是大上海捎来的粉红色带弹力的袜子，能长能短，能大能小。看好了东西，她安心了，抓了一把瓜子儿又跑了出来。小嘴灵巧地嗑着瓜子，一个瓜子进去，出来便成了整整齐齐的两半儿，落在斑斑驳驳的石子路上。细小的牙齿嗑得瓜子清脆地响。小孩儿们远远地瞅她，再不敢围过来，大人不许哩！她不看重这些，只顾清清脆脆地嗑瓜子，“剥剥剥”，唱歌似的。
西去三百里，小杂树林子里，二胡哭似的唱。
她家老三回来了大中小学，统统停了课，闹革命了
江边码头的汽笛，鸣了不过一个时辰，母亲再也没有想到，她家老三走了进来。一张脸原来就苍白，如今成了菜青色，眼圈发黑，身个长了一头，却细了一圈，风吹就要倒似的。肩上那一个大行李袋，眼看要把细细的锁骨吊断了。一见妈，他便红了眼圈，张了几次嘴，却没说出口。事先大哥教好了他，只说上海粮食紧张，动员人口回乡。母亲操心的事多，又要强，切不能说学校开除的话。可到了眼前，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见了这情景，母亲脑子里轰地一响，虽然什么都不明白，可却又什么都明白了。她并不问，只说：“洗洗去吧！”
他像得了赦令，顺从地走到一边，放下东西，舀了一盆水，开始洗脸。妈在一边静静地择菜。
洗完脸，他打开行李袋，拿出两盒点心：“大哥捎的，一盒给爷爷，一盒给妈。”
妈看了一眼点心，说道；“老大又花钱。”不再说什么。
回家的仪式简单而顺利地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家里。离开这两年，那宅子像是更黑暗而阴森了。他天天躺在后厢房里看书。天井里那一棵臭椿树冲天地高，挡了窗子。他就着叶缝里漏进的几丝光线看完了一本本的厚书：《济公传》、《西游记》、《红楼梦》。一天只有三顿饭和爷爷的两次召见，他才出房门，其余时间全在房里，躺在竹榻上，看书，还想心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心事可想，只是呆呆地靠着，什么都不想。耳畔有声音流过，是大提琴的声音。他脑子里常常整天整夜地响着一首大提琴的练习曲，楼梯一样上下。走两步，退一步似的回旋着前进。进到最高处便回头往下走，仍然是走两步退一步地回旋着后退，无穷无尽，永远不会结束。无论他在干什么，吃饭、睡觉、看书，经受老爷的检阅，那练习曲只是不间断地反复。他非常非常的想拉琴，可是他又自卑得不敢去想，他以为他是无权去想了。并且，大提琴的回忆，是伴随着痛苦的屈辱和卑鄙的犯罪，或者说，是痛苦的屈辱和卑鄙的犯罪伴随了大提琴的回忆。他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都只是一个乱梦。他只有自欺欺人地以为那一切都不曾有过，他才可能平静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然而，事实上，一切都发生了，一切不曾发生才是个真正的梦。那梦只有在后厢房内，臭椿树荫影的遮蔽里才做得安逸。一出了门，走到街上，太阳洒满了全身，辉煌得耀眼，江边码头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再有几个熟人迎面而来，问几声好，梦便会醒了。所以，他比先前更需要这阴暗，需要这阴暗的保护，尽管他憎恶。他简直不能上街，即使买盒火柴，打瓶酱油，他都做不到。爷爷召见孙儿时，特意地转向他，说：“是坐禅？还是读经？大上海过了两年，过得那么尊贵？那么蹊跷？”说罢便阴惨惨地笑。他感觉到母亲的眼光，忧虑地注视，只是沉默，头也不抬。他在上海过了这二年，别的变化尚没有，却是不再那么看重爷爷了，他自己也奇怪。如今他敬畏爷爷，全是为了妈，也因为习惯。他作过大胆想象，就是将威风凛凛的爷爷放在上海淮海路的人群里，那么，爷爷必定会显出了渺小。在认识了爷爷渺小的同时，他也认识了自己的渺小，便有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世界上来的，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在黑暗的屋子里，在透过椿树叶子缝隙忽隐忽现的光亮里，他觉着一片虚无，心中充满了悲哀。他自以为很渺小，实际上却把自己看得太重大了，他在黑暗的遮蔽里自由的、任意的扩大自己的屈辱、卑鄙、委屈和悲哀。
大提琴的声音总在耳畔流动，无时不在，唱着同一首练习曲，低处浑厚深沉，高处雄健激越，间了江边码头的汽笛。这声音骚扰着他，连梦都做不安稳了。
这一日，他听见爷爷的龙头拐杖打在母亲的背脊上，他认定这全因为他的不是，便伏在枕头上伤心地哭了。眼泪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收敛不住。他一心里都是绝望，都是灰心，这世界全是无辜的不幸，哪里有一点快乐。他几乎把眼睛哭出了血，实在哭不动了，他才慢慢地停了下来。他软软地躺在竹榻上，心里却一片明净，他甚至有些快乐起来。臭椿树沙啦啦地扫着窗棂，将血红的夕阳东一丝西一缕地扫进窗户。他四肢无力，心里却明澈极了，好像眼泪将一切杂质冲洗了出去。
他毕竟只有十七岁，无论是多么纤弱，却还有着充沛的新鲜的活力，阴郁只是暂时的，更多更多的是希望。当他还没有将这希望一点一滴消灭光以前，他必定还将走很长的路，享很多的欢乐，受很多的痛苦。
江边码头的汽笛隐隐地叫，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回。
黄海湾口那城里，金谷巷的女孩儿上学了。背的书包是自家裁了布做的，妈绣了一对鸳鸯戏水，吹口气就能活了的模样。女孩儿穿着粉红的有弹力的袜子，大红平绒的花鞋，一身嫩黄底小碎花的裤褂，小褂是斜襟滚紫边儿，裤腿微微撒开着，姣的不能再姣了。一步一步，踩着碎石子路走了出来。同班的女孩儿家都不愿与她作伴走，怕将自己比了下去，又将她更比了上去。她可不看重这些，微微昂着头，小辫儿不长不短，辫梢用火剪卷成两朵绣球花似的，打着小小的圆圆的削肩。一步一步，脚跟踩着直线，上学堂去了。
一教室的小孩儿，都没她利落，俊俏，坐的姿态也挺拔，说话口齿也清楚。老师一见就喜欢，派她作了班长，每堂课前喊起立，放学领队出校门。她乖巧得可以，老师说什么都往心里去。老师说教鞭棍儿不顺手，她回家就缠着叔叔做了个新的，缠上了花绳绳儿，给老师送去。送去也不多话，只道家里正有个竹竿儿，妈缠了花线叫送给老师使。老师星期日到理发店烫了个新发式，第二天来课堂红红着脸不好意思，下课了她就对老师说：“烫了头就像电影上的人儿似的，我长大也要烫。”老师把她当个心肝儿似的。国庆节，学校开大会，每班都要出节目。老师让学生自己报，一教室的学生都扭扭捏捏，心里想报又不好意思报，生怕别人说出风头。只有她，坦坦然然举起了手，老师点她起来，她便一步一步走上讲台，先站好，再鞠躬，随后便两手放在胸前，唱了“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声音甜脆，没有上不去的高音。老师又特特的将她留下，专门编排了动作，只一遍她就全学会了，做得一丝不差，只是那小手指头，笋尖似的，翘得老高。老师看了心里不是味儿，却又说不出什么。
庆祝会上，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礼堂里巴掌拍得震天响，她鞠了一躬又一躬，鞠完后便挺着身子，不慌不忙挪着脚步走了下去。高班低班都站起来瞅她，她心里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