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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八八几年边疆的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俄国侵略。就是说修铁路运兵是最好的。你必须要运兵快，是以这个理由，（朝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修铁路的。
后来办洋务的人就觉得，需要有洋务的人才搞工程技术、数、理、化，就觉得你不能老请外国的顾问，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从哪儿招，根本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认为只有学孔孟之道，那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严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也是一直想走传统的功名之路。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一个中医，但他14岁的时候，他父亲突然病故了，一下家里就很穷了。这时候，他才进了福建在福州的洋务派开的船政学堂，去学船，学驾驶船这一类的。当时学这些被人很瞧不起的。当时还是觉得要考科举，考功名这是正途。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他叫容闳，容闳一个远大的理想，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派留学生。所以他说服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说服朝廷，决定中国在1872年派了第一批留学生。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很曲折、很复杂的。当时没有人愿意去觉得很可怕，觉得到一个蛮夷之邦，远离父母之邦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建铁路很有名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的。但是他怎么去的呢？他家里比较穷，他是广东人，他有个邻居姓谭，这位姓谭的邻居很喜欢詹天佑。他在香港做事，他就对外面比较了解，他一看到有这个事呢，他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们家里比较穷，你送他出去多好啊”。并且他说“你要送他出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詹天佑”。在这种情况下才去的。所以他反映出一个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外国完全是采取一种排斥、抵制、恐惧的这种观念。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从中国传统来说，从它的政府的设置来说，它没有外交这种观念。它没有外交，它只有理藩。因为周围都是藩属国，只有理藩。你都是来给我进贡是我的藩属国，没有外交。那么在近代不可能，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了，外交越来越多，你不可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按照清朝的祖制，按照中国的祖制，这也是不可能设外交部的。因为它没有这个观念，它就临时的设了一个叫做“五口通商”大臣，是一种兼差。但是你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在一八六几年，就成立了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还加了一个字，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就想把它限定在我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只限定是通商。只是和你通商，我和你没有政治上的往来。就是还要表示我是一个天朝上国，尽管它已经被打成那样，还要表示我是通商。它选择设立总理衙门，当时给它定的是比六部要低，给它选的房子也都是非常，就是它办公的地点，也是比六部都要破烂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不知道到总理衙门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归总理衙门管，实际上总理衙门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在近代中国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就是说它的权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
开始的时候，（朝廷）它想外国人你不就是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各种事情打交道，我在地方上设立两个职务。在南京设立叫做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一个北洋大臣。就是外交上很多外国人的事务，我都让你在地方上，你跟他们打交道别到中央来，我中央不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实际上它不知道，它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之后，实际上恰恰使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权力越来越重，尤其是北洋。北洋离政府又近，离中央又近，所以我们后来说北洋军阀。慢慢在不知不觉中，北洋变成了另外一个权力的中心，（朝廷）它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对时势它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反映出了整个对外是一种抵制，尤其（朝廷）它把很多观念性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看得更加重要。比如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大家知道圆明园都被烧了，咸丰皇帝也跑了，最后让（言斤）新和外国人谈判。谈判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包括赔款什么割地这一类，他都觉得不高兴，但是可以接受。但是外国人在北京驻公使这一点，是万万不可能，万万不可接受。
那么在历次争论之中，反对者总是把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上升到这是违反了孔孟之道，这是使人心变坏。就是说在这种争论之中，中国人有一种泛道德化倾向，总是喜欢把技术问题上升为道德的问题。这样使他反对的人，在道德上居于一种劣势。而洋务派，他（们）恰恰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能居于防守的位置。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去做，但是你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你还是按照孔孟之道。他（们）确实又说不过一些顽固派，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争论的方式。就是说我只管做。但是碰到一些重大问题，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你还是没法绕过去的。所以洋务派后来提出来一个纲领，一个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个口号，我就是讲一种理论，它在不同的背景中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它在开始的时候，它是为了反对顽固派，是针对顽固派的进攻来谈的。但是我们也要讲到，等到维新派登上舞台的时候，提出不仅要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成了反对维新派的一种口号。所以它一个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中，它是有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我学历史的时候，经常使我感到这一点。
总之洋务派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它本身有个弱点就是官办企业。官办企业，由于官僚化管理，它不按照经济成本，包括贪污腐化盛行。但是实际上“洋务运动”，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只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把它给破坏掉或者使它破产。这个事件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中国军队被日本打得特别的惨，那么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次“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一个大的惊醒在哪里呢？就是觉得，因为中国人从来是看不起日本的，从文化上、从国土、人口都是看不起日本。但是中国却被日本打得那么惨，这时候促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反省，“洋务运动”可能还是不行，还需要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时候维新，我们后来称之为维新派，就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而这个维新派恰恰是相对而言，是当时读书人中比较下层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一群人。可以说这个社会变革的动力呢，，从前的权力，从清朝满清贵族中央的手中下降到汉族的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现在社会变革动力这个角色，开始由体制内最边缘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充当这个角色了。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反省。尤其像康有为，这时候一批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梁为代表的新人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反复的宣扬实际上就一点，为什么中国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日本它搞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所以康有为他们就写了一些文章，要学习日本。所以这点在当时也是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被日本打得那么惨，反而提出要学习它，这个也是被人指为什么卖国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反对意见。
所以维新派就提出来变法。所谓的变法，就是指政治制度要有变化。就是认为洋务派光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不行的，政治制度也要变。当康有为在1898年通过种种关系，种种历史的因缘机会，他打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决定支持康有为进行变法的时候，这时候维新派，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阻力很大。他们在变法没有实施以前，宣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的。但是在真正要实行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提出来具体做法还是非常温和的。当时实际上他们内部的讨论知道，是应该废除科举考试，办新式学堂。但是觉得现在如果提出这个，肯定要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的，所以没敢提出来。
另外呢，他们没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想走一个迂回曲折的道路。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逐渐地从行政改革，看以后能不能走上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就行政体制的改革，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当你要侵犯这个利益的时候，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结果光绪皇帝一宣布要裁撤多少部门，要减多少官员，这些官员一下子都到慈禧那儿去哭诉，使矛盾就激化。这些官员呢，都站在反对维新的这一边。所以就是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是从6月份开始变法的，搞了一百天。我们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慈禧没有表态。因为她也采取一种观望，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她采取了三个政策，这个政策后来看来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第一，她革除了光绪的师傅翁同和的职务，革职回家。翁同和又是光绪的师傅，当时又兼了好几个职务。他的权位很重，他跟康有为的关系又很好。因为当时皇帝是不能见四品以下官员的。光绪和康有为之间很多来往，主要是靠翁同和在从中传。那么慈禧把他给免职回家。另外呢，以后又规定了二品以上的大臣受新职，要到慈禧面前谢恩。因为这时候，大家恐怕也都知道慈禧，因为她已经归政了，已经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