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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我们的GDP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济、科技进一步发达，我想提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非常强盛的时候，而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拿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一手硬、一手软。从这个角度看。我为什么叫做带有更悲情的、更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要铁面无私地批判我们过去腐朽没落的东西，不能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绝对不可以。同时，也要提倡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透视能力。就是说要像青年人听见老太太话一样突然大悟，当头棒喝，打破西方的那种单一的、线性的文明观。
在我看来人类发展有两条线，我称为叫做十字架，一条叫做横轴：过去、现在、未来。换成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叫做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因此“追新”“逐后”变成今天每个现代化人的努力和方向，所以拼命地努力努力，这叫做超越，包括赶超英美，都是这种思路。但是要注意到人类还有一个纵轴，纵轴的最下端叫做“功利境界”，中间的境界叫做“艺术境界”，最高的境界叫做“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只知道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后现代，那这个人可能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感动，和什么叫心醉。相反，得到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艺术境界，超越艺术境界的天地境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美女作家没有超过李清照、也没有超过屈原。艺术不是说新的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王鲁湘：下面请现场的观众向王教授发难，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观 众：您好，我的问题是我国的文化输出是否需要制度化，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谢谢。
王岳川：这位同学提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起来五四蔡元培校长，但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教务总长，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如果没有蔡元培把胡适，当时的一大批，包括鲁迅、陈独秀这样的一些思想，能够把它整合起来，贯穿到教育制度当中去，可以说五四精神的传播将大打折扣。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让我头疼的问题。制度性其实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个输出的态度，在我看来最终可能会成为官方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在目前为止，它只可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他思考，总是从一种边缘的、人类的，甚至带有一种悲情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只能说，起码我自己这么想，我所能做到的，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看，我尽可能把这种思想变成我的学生们的思想，或者大家辩驳的思想。不是说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我思想的跑马地，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可以进行对话的思想。但是至于最后是不是会变成制度性的思考，我想这有待于邓小平所说的聪明人的出现。
观众：王老师您好，听您的讲座感觉很有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就是我知道西方对中国文化输出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像徐光启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是好像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虽然传教传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发现西方。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才把中国打醒了，让中国发现西方。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王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个图景，究竟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有什么样的量化的指标，才叫做真正发现东方？还有我问您一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您当时学会二胡以后，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学习弹钢琴。另外，如果设想一下您是先学会弹钢琴的话，您会拉二胡吗？
王岳川：刚才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你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根源，关于坚船利炮打进来的问题。这个在学术史上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说中国究竟是不是内部生发性的现代性，还是外部强制性的现代性。这个到现在，研究现代化的人都没有解决好，当然王教授也解决不好。但是我更加偏向于中国内部是可以生成某些现代性因素，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完全不具有这样的东西，只靠打骂就可以做成的。起码我看到若干家长打骂孩子弹钢琴，只要他有一天可以造反的时候，他是厌恶钢琴，这决不可能的。中国在明代时候，内部有部分的资本主义因子出现。所以我是偏向这项。
另外，你还提到关于量化标准。“发现东方”严格地说，量化标准比较难，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起码我曾经提出一个在翻译书方面，如果终于有一天，西方翻译中国的东西不仅仅是孔、孟、老庄，对当代中国的，对鲁湘的，对很多著名学者的思想，他们很愿意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量化的标准。
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关于钢琴和二胡。我听了您最后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就是您学了钢琴，你还会学二胡吗？我现在教的很多学二胡的学生，都学了钢琴，而且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日本人。我的感觉，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二胡和钢琴不可偏废，我是一个文化多元对话者。我觉得我们这有限的一生非常短，在座的朋友，80年以后您在什么地方呢？我估计80年以后您不在，我也不在了，但是您知道我们还会再重新出现吗？我不太相信，佛教徒可能相信。那既然不能重新出现，我们“过宝山空手而回”，人类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触及到，我们在干嘛呢？钢琴和二胡都是我所爱的，是熊掌和鱼我可以兼得。所以我在开心的时候弹钢琴，在忧伤的时候拉二胡，为什么不可以呢。
王鲁湘：下面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关键程序，考您的智慧和您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句话把您今天的讲演总结出来，只许用一句话。可以考虑一下。
王岳川：发现东方是一种悲情性的说法，这种悲情就在于需要每个东方人充分的“文化自觉”，同时希望西方学者能够在全球化当中，“学会欣赏”差异性的文化。
王鲁湘：好。感谢王岳川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讲演，也感谢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