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6月以前，共产党员的部队只有两三支配得上“军”的称号，其余部队只能称为“师”或“团”。红军的总兵力约有1万到2万，且分散在各地独自活动。正规红军部队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严格的体制，而地方部队则只能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战术。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7～8个军，所有兵力大约4万～5万人。至1930年6月，又进一步发展到15～20个军，兵力多达6万～8万人。8月初，党中央号召对中心城市发动战略进攻时，红军已发展为10～15个军，总兵力已达8万～10万人之多。［42］
在1930年以前，没有哪一支红军部队能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整旅（2 000人～3 000人）打上一仗，也没有任何一支红军能够攻打并夺取县级以上的大中城市。但在1930年以后，对这两件事，红军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以前他们只能在没有各省军队的干预下打败地方武装，现在他们已能够在没有国民党中央的干预下打败各省一级的敌军了。
除对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确切地讲，也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之外，中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那些带有深厚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1930年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增长，这方面也是与李立三中央的鼓动和指示分不开的。比如所有新近成立或扩编的红军军级单位，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其军长和军政委都是中央任命的。
在李立三领导中共中央期间，红军在总体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同样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的红五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比毛泽东的红四军更为积极。彭德怀的部队从1929年6月的1 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 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 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 000人，最后他的部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红五军一度攻克长沙，虽然不久又被迫放弃，却补充了大量兵员。同一时期内，毛泽东的部队也有所增长，但不够快，从1929年6月的3 000人，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若不是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于彭德怀的红五军），毛泽东的队伍还不会达到这个数量。［43］
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最为积极活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龙的红三军和周逸群的红六军于1930年5月合并为红二军团。不久他们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越过长江，开始对武汉和长沙发动联合进攻。结果，他们2万人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徐向前的红一军在开始时兵力并不强大，不受中央重视，这倒成了好事，因而没有中央的硬性征战指示。他们执行了中央积极发展的一般号召，从1930年6月的3 000人，增长到1930年9月的6 000人。1930年以后，鄂豫皖苏区已超过湘鄂西苏区，成为中共的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最南方的邓小平的红七军按照中央意见，离开广西左右江根据地远征广州和桂林，一路挫折，从3 000人有余减员到1 000人不足，最后到达苏区。［44］
总而言之，如果从历史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立场出发，就需要公正地分析评价李立三路线的成败得失及其与共产党力量消长的关系。对此，我前些年曾有专文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若把上述基本事实考虑在内，我们起码应该放弃那种认为李立三的领导是完全失败的观点。李立三的悲剧在于，他过分迷恋革命理想主义的幻想，未能认清本党本人在国内和国外被实际卷入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到头来真可以说是功归于人而过归于己。
另一个非常有趣但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毛泽东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共中央内部，李立三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左”倾激进和右倾保守两种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共总的方针路线不断“左”倾激进化的几个阶段，以免得出表面化和片面化的结论。毛泽东与党中央之间交换的两封信件常被提及，用以说明毛泽东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45］现在，可以看到信文的全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详细、更准确的研究。
1929年2月7日党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很可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因为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该信中说，现时的形势仍然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持不下”的局面，要求红四军领导干部去“影响并争取广大群众”。这正是中共六大路线所规定的温和要求。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应把红四军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中去。［46］4月5日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复信显然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信中抱怨党中央对“客观条件和我们的主观力量的估价都太悲观”，并主张发动积极进攻，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47］
显然，这两封信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批评周恩来的保守立场，而支持李立三（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人事上并不太明确）的激进立场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红军和中共在1929年的大发展对李立三在党中央采取激进立场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公正地讲，毛泽东在信中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队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而不是党中央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指出，中央来信写于1929年2月份，当时红四军刚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而前委的复信写于4月份，是红四军在赣南、闽南得到恢复之后，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军事形势也可能影响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立场。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3）
由于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专制领导作风”，1929年6月到9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朱德手下的红四军倒是民主了，只是打不好仗。尔后陈毅去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和李立三，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有关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有关情况。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告诉陈毅要坚决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返回苏区时，陈毅带回了一封中央指示信。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党中央的指示信对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48］通过解释中央指示，强调党的纪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政治工作等，毛泽东显然巩固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他在地方党政干部中的权威。［49］
在1930年1月8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的私人通信，当时林彪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团长）中，毛泽东抱怨说：“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当毛泽东发现“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是对的了”，并为此显得比较满意。该文除了表明毛泽东在他的部下面前信口评议中央领导时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自居这一事实之外，同时还说明毛泽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赞成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立场的。［50］
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中央的激进路线。他打着反右倾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军官交出手中的权力，从而还被正式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毛泽东的部队当然也包括在内）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党中央的或说是李立三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集中全国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然后调动主力部队去攻打武汉。对于红军实行集中领导，毛泽东并没有反对意见，原因不言自明。这正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权位的增强。红一军团建立了，当然毛泽东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李立三的要求挥师北上，而是向南、向东疏散自己的部队，在乡镇地区求得正常扩展。为了应付中央，毛泽东声称有三个旅的国民党部队挡住了北去的道路，并且断言：“四军暂时不能走北上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向赣南、闽西农村分兵的“三个月计划”。他强调说：“在现时这种环境中，若仍然采取大部分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51］
李立三越想直接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1930年4月，党中央向毛泽东发出了警告：“红四军在扩兵方面过于缓慢，结果极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你们对自己的保守立场没有觉察，故而未能决定尽快扩兵；二是你们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不够及时；三是你们没有尝试各种不同途径去动员农民加入红军。”［52］
党中央的反复指示给毛泽东留下了日益深刻的印象。中央指示信的口气越来越严肃，意图越来越明确，这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他的红四军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在扩兵方面确实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快，特别是赶不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彭德怀响应中央号召比较积极，他的部队比毛泽东的部队扩大的也快，在1930年2月至6月间，彭德怀的红五军扩大了三倍，并夺取了一些大中城市。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
1930年6月15日，党中央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说他过于保守，并且限令他的部队立刻向北进军。10天之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6月25日，他召集第一军团的36名高级将领开会，随后联合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最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崇高头衔。［53］他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