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张、杨的联盟还不巩固而张、杨奋起反抗蒋介石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但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的机会已确实存在时，共产党人却降低了他们谴责蒋的调门。正如后来所证明，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鼓动张、杨反蒋的途径。中共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可以从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中看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11］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2）
与中共的秘密合作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乎张学良的想象之外，却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张学良被拽进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深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八二九”事件和山城堡战斗是最有爆炸性的。作为中共与东北军联合的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飞到西安并参加了张、杨的部队，他们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自然引起了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关注。8月29日，国民党警察侦查到在张学良部队中名叫宋黎的共产党员，随即将他逮捕。但是在回警察局的路上，杨虎城的警卫部队同时扣押了被捕者和捕捉者。张学良命令立刻释放宋黎。由于担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整理有关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材料和报告，张学良派部队到省党部，没收那里所有的秘密档案材料。事后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原谅，由于当时两广事变处于高峰时刻，蒋介石不能不默默地吞下这粒苦丸。［12］
在1936年10月末的山城堡战斗中，张学良的部队是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一部分。但东北军前线将领王以哲在与胡宗南共同反击红军的战役中，编造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当胡宗南的一个师最终陷入共产党的埋伏之中时，附近的东北军也不来救援，王以哲甚至拒不接收胡宗南打来的加急军事电报。当胡宗南在战后把这个问题告知南京时，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为他部下的“疏忽大意”表示道歉而请求原谅。［13］
12月初，蒋介石飞去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他为张、杨指出两种可能性，即要么所有部队开赴前线与共产党作战，要么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好让国民党中央军进来剿共。这两个建议都不能被张、杨所接受。他们既不愿与共产党作战，也不愿退出他们自己的陕西地盘。这样，西安事变就成为中共和东北军联合的一个必然后果了。［14］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已渗入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西安的大中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集会。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众集会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12月9日，发生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针对共产党的内战，实行联合抗日。当学生赶到临潼时，蒋介石命令他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的准备，同时打电话告诉张学良要他阻止学生。张学良匆忙赶上游行队伍，却被东北大学学生的口号和标语所深深感动。学生振臂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少帅热泪盈眶，最后答应学生们“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现在已很清楚，这次学生示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组织的。［15］
张学良兑现了他的诺言。三天后（12月12日）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道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劫持了临潼的蒋介石和他在西安的副官们。这次政变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是从他们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那里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次日，当蒋介石已被扣押并带回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保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立场并要求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6］
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甚至党内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17］但是所有这些情绪性的反应并不能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适当立场。中共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的立场可以从党中央给北方局的电报中看出来。1936年12月12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中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的审判。［18］两天以后，另一封电报则说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19］简单地说，中共的最初立场是支持张、杨；要求对蒋进行公审；分化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便在这最初阶段，共产党领导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原文现在仍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有不少自我标榜的话，把这次事变说成是他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胜利，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给以答复，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如果不是完全依赖的话。
苏联最初是从它自己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则主要依据它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20］3天后，这个俄共官方喉舌甚至走得更远，它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21］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也觉得把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22］。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试图把苏联与中共的相反立场撮合在一起。但这封电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
1？郾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
2？郾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23］
延安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到达西安。周恩来12月15日离开保安，次日到达延安，从那里周乘坐由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1936年12月16日下午到达西安。起初，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16日或17日，收到共产国际来电，18日又收到党中央的指示。这时，周恩来坚定了寻求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立场。［24］
苏联和中共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一个支持。对苏联的外交利益来说，中国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非常谨慎。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中共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如何保全蒋介石个人的生命问题，这时已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反对释放蒋介石个人。周恩来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去劝说释放蒋介石，而在于向蒋介石榨取出共产党人的各种要求。从12月16日到25日，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而展开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3）
浪漫而好感情用事的少帅张学良先是最希望扣押蒋介石，而后又最着急释放蒋。杨虎城是老军阀，更显得深谋远虑。起初，他对这次冒险行动表示忧虑；现在，他又担心蒋介石进行报复，所以不想在蒋介石没有作出书面允诺的情况下释放他。不过，中共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杨虎城人寡兵少，只能被说服，改变了自己的主意。［25］
无独有偶，尽管释放蒋介石的实际决定是由张学良作出的，但是事变的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却都是由共产党人导演的。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政治才干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张学良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他的骑士精神竟然促使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经过几番政治表演和法律仪式之后，张被判处10年监禁。事实上，他遭到了终身监禁，蒋死之前他在台湾仍不得自由。
张学良离开后西安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先是东北军内部发生暴乱，接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又发生冲突。杨虎城及其手下无力控制局势。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动用武力？西安方面陷入激烈争论。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共本身同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