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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杨来说，西安事变意味着他们军队的毁灭和他们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对共产党而言，他们从蒋那里得到了热切期望的保证和平的承诺，他们将不再担心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在1937年1月7日，中共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其要点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27］
毛泽东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镇压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实际上，毛泽东和共产党经过西安事变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这一目标。
西安事变后，遭受直接惩罚的目标也只能是向蒋介石造反的部下。当东北军被调离并在1937年2月初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笔者的父亲便是这个时候从东北军加入红军的。
乘西安事变后讨伐南京政府营救张学良之机会，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延安，那里随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达10年之久，并扩展他们的领土到西安北部十几英里（1英里=1。6093公里）的三原地区。他们赢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性成功，来自南京政府对中共在北方存在的致命军事威胁，就这样被解除了，而且取得了若干宣传和实际上的进步。［28］
将1933年的福建事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作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共立场的变化。在前者的情况下，当已经准备好的优惠提供给共产党人时，他们拒绝或者未能成功地利用它。在后面的事件中，尽管事件极其复杂艰难，共产党却成功地利用了它并设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第一次机会中，博古中央应用了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比如阶级划分、第三党团、改良主义路线等等）作为它们现实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共产党学得聪明多了。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高喊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是为他们的实际决策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决不会让书本的教条来拖住他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成功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成功一样多，通过精心的投资和运用自身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增殖。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同志———西路军（1）
1936年初，当红四方面军仍在西康地区的甘孜逗留时，张国焘和另外一些领导人已经考虑北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加入陕北毛泽东的部队，相反张国焘计划直接北上到甘肃中部，从那里向西开辟一个他自己的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得不同意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线向甘肃东南部前进。当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9月到达甘肃南部的平原地区后，张国焘再次建议西进。但陈昌浩却宁愿留在当地，就在甘肃南部建立一块新根据地。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愿北上去从属于毛泽东。在红军司令部内部有朱德和任弼时的阻挠，在外部有国民党中央军从南面施压的情况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作了妥协并指挥红四方面军向甘肃北部移动。此时此刻，张国焘和陈昌浩不得不作出他们的最后抉择。或者是跟随彭德怀向东，或者是向西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后一选择。［29］
毛泽东似乎也不情愿让张国焘和他的人马一股脑儿涌到陕北来。张国焘带着他在红军总司令部的头衔到达，再加上他的优势兵力会动摇毛泽东在这个新根据地的主导权威。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范围狭小而又荒凉的陕北根据地如何来养活一支算起来达五六万人的部队？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不能不权衡一番。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又要考虑各自在党内的地位问题。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心态也非常复杂。毛泽东既为红四方面军作为增援力量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又为维持他们的给养而犯愁。此外，他还不能不为张国焘将要侵犯他的权力而担心。在张国焘方面，他也担心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也担心陕北缺乏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在1936年10月打一场宁夏战役，以期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其先头部队宁夏地方军，夺取甘肃和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这样，不仅毛泽东可以视为老根据地的扩大，而且张国焘也可以视为自己的新根据地的建立。此外，毛泽东还希望借此打开一条通过宁夏的国际通道，以便接受苏联的物资援助，而张国焘对此倒也无反对意见。根据宁夏战役的需要和张国焘的建议，红四方面军将转移到黄河西岸。张国焘还想带领他自己的部队跨过黄河深入到甘肃西部和青海，乃至新疆和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这也不妨作为一种考虑。
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陕北的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集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举歼灭甘肃北部的国民党军队，夺取宁夏，通过内蒙和外蒙与苏联进行联络。十月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部野战军全部及定远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夏。［30］
该计划还进一步要求在北部进攻力量中，中央红军应从黄河东部挺进，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应从西部挺进。因此，红四方面军受命为渡河做准备，建造船只和木筏，并在中卫和靖远之间夺取渡口，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31］
当时的形势是，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主要面对东北军，比较好办；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面对付由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当棘手。10月22日，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32］10月25日，军委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33］。很明显，这是要求红四方面军来同南面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作战。
虽然张国焘不太情愿，但是军委不断打电报来，敦促红四方面军执行十月作战计划。这时，张国焘正忙于筹划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黄河而进一步向西北移动。渡河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分别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继续西进。董振堂率领的较小的红五军留下来负责保卫渡口和船只。1936年10月26日，军委电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34］10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电告朱德和张国焘：“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了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35］毛泽东的打算还是用张国焘的部队去进攻国民党军。但张国焘派他的部分军队去了黄河西岸，也有自己的打算。中国俗话说“同床异梦”，这句话用来描述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
从10月到11月初，国民党中央军向北压来，王均占领了黄河沿岸的所有渡口。胡宗南追击红四方面军直到甘肃东北部，将红军分割在黄河两岸。当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大部红四方面军西进时，张国焘和朱德带领剩下的部队，在黄河东岸绕过中央红军的防地北上，以甩开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36］
根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来往电报分析，红四方面军渡河的行动是官方形式上执行毛泽东也就是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不是张国焘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一点不同于后来中共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张国焘接受和执行“十月计划”也是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希望为他自己的部队获得新的西部领土，而不是为了参加中央红军的宁夏战役。这样，西渡黄河在10月末提前进行，而宁夏战役计划则推迟到11月初。原因很简单，双方都回避同国民党军队正面开战，以保存各自的实力。
彭德怀回忆说他曾两次建议设埋伏来消灭王均的追击部队，但每次都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37］张国焘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第一，他可以说他的红军总司令部有权指挥所有红军部队而彭没有权力决定任何战斗；第二，他还可以说，既然红四方面军当时是在南面，而红一方面军在北面，任何与国民党追击部队在南方的战斗将直接意味着张国焘的人马有较大的牺牲。由于双方各有打算，宁夏战役被迫推迟并最终放弃。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军推进到甘肃北部，夺回所有黄河渡口，并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人马是已渡过黄河在西岸的部队，另一部分是留在东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