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边区首领必须由国民党政府任命，而副主席可以由当地人民选举。就蒋这方面的让步而言，他同意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召集南方的中共游击队，并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国防会议。［65］
6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共产党人建议进一步退让，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联盟。至于将来，也不反对建立一个联合党派和在这个党名义下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方面同意由以下三个国民党人之一来主持陕甘宁边区：张继、宋子文或者于右任。他们拒绝妥协的惟一事情在于中共不能放弃对自己军事力量完全的控制。因此，坚决拒绝由国民党任命共产党部队的总司令。［66］换句话说，毛泽东可以取消所有头衔和名义，但决不放弃对根据地的牢固控制，最重要的是决不放弃对军队的牢固控制。因为国民党过于傲慢自恃，也过于消极被动，他们自己提不出任何适当的建议，不得不逐渐改变立场来迎合共产党人的建议。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红军再次去庐山胜地提出退让条件。这次周有三个要求：第一，开始全国抗日战争，恢复失去的领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二，举行一个全国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并制定一个全国救济政策；第三，保证人民的生计。第一和第三条要求，国民党几乎没有理由争议。甚至第二条听起来也相当合理尽理，尽管其内在含义是赋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参政权利和合法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妥协条件。它们是：
（1）接受“三民主义”作为全中国的指导思想；
（2）废除所有起义行动和土地革命；
（3）废除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所有政策；
（4）变更“红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67］
在这场有趣的算术游戏中，以前五项要求和四项承诺现在变为三项要求和四项承诺。这里毛泽东似乎已出卖了所有党性，但实际上，他忠于这样的原则，即绝不交出他部队中的一支枪和一个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个国民党人来指挥和控制他的部队。除了这个条件之外，毛泽东似乎愿意对一切作出让步，甚至他的马列主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大规模侵略华北的紧急事态的出现，突然结束停滞状态和推动南京政府的前进，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争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共产党人不断的宣传及多方让步，对南京政府起着推动作用。最后，蒋介石接受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和苏维埃区域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一部分，尽管蒋介石派遣政治监督员去共产党部队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但是共产党还是接受了红军名义上服从于国民党北方战区的指挥。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9月15日正式宣告实现了。
尽管形式上有不少相似性，但这次国共合作与10年前的那次相比，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在实际上却始终处于不独立的地位。这一次正好相反，共产党人似乎迫切希望放弃它的革命性质而统一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其政治和军事上的自治地位。他们开始渴望追求合作，但后来并不在乎合作。他们不停地要求进入统一战线，一旦进入了，他们从不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已经懂得了如何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游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也与第一次合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灾难性的失败，而第二次被证明对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敌人———抗日战争（1）
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
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
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的承诺。那样会损害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还会拖延或取消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给。仅仅进行游击活动而不同日本军队进行任何大的交战，也会损害党和军队在中国人民眼中的形象。［72］经过几天的讨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得以强调，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得体适中的实际措施。8月25日，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参见表9？郾1）。
三师人马在8月末从陕西开赴山西。115师开往山西东北部，120师开赴山西西北部，129师开赴山西东南部。的确，中共的军队在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风格。在9、10月间，他们共进行了大约100次战斗，打败了10 000多日本人，缴获了1 000支枪。其中最著名的胜利包括山西平型关战役。在那里，115师歼灭了一个日本旅，歼灭日军1 000多人。另一个是山西阳明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29师袭击了敌人的机场，毁坏了24架敌机。［74］这些胜利被中国人民普遍欢呼。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家收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颇为复杂，他愿意赞扬在他的总领导下取得的这些胜利，却试图降低对共产党的宣传。无论如何，现在他不得不根据他的承诺提供军需品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毛泽东接到胜利的消息也带着高兴和担忧的双重感情。在公开场合他以这些胜利作为中共忠于民族战争的证据而骄傲自豪。但在内部，他又提醒他的军事指挥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队冒险与日本人搏斗。
侵华日军采取“闪电战略”，企图在3个月内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话），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很快被打败。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几乎所有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深入中国腹地，虽然如此，他们仅仅能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留下县级以下的城镇和乡村的空白，实际上等待着被共产党人所填补。［75］聂荣臻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孟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76］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