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1921年到1937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1921—1926年、1928—1933年和1936—1937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10］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1934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中共领导人在1935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本杰明·史华慈对中共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中共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1928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11］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12］
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Shanti Swarup把中共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中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13］同样，Tetsuya Kataoka认为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14］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至少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些变化非常重大，足以被认为是战略性的改变。而其中没有变化的———我猜想这也该是史华慈的基本观点———只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作政治现实主义，以便与以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史华慈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就是说，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
* 有许多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一问题，参见Kataoka书309…311页；Swarup书73…75、101…104、259…266页；Trygve Lotveit，Chinese －munism，1931—1934（Land，1975），pp。210…211；William Wei，The Counterrevolution（Ann Arbor，1985）结论部分。
Kataoka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若不顾及政治环境是不能无限扩展的，他把中共比喻为鱼，把中国的老百姓比喻为水，并由此而把长征描述为鱼在无水的情况下“游动”的时期；Shanti Swarup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李立三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王明和博古的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Lotveit提到，毛泽东注重现实的稳健路线与以往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的激进路线形成了鲜明对照；魏说，经历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像柔韧的毛竹子那样去随风而动，变化姿态。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论 题（2）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历史人物的意志互相吻合。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以前由张之洞及其同僚针对中国国内的变革而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言，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体，中国政治为用”。但是，正如前者的儒家口号产生于西方列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西学转变为“体”，中学反变为“用”一样，共产党人的口号也是来自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中共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观点———政治变成了“体”，革命变成了“用”。*
* 对晚清时期有关“体用”问题的争论所做的颇有见地的研究，请参见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Berkeley，1968），vol。1，pp。59…77。
我现在的研究想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共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如果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不少历史学家曾把江西时期与延安时期进行比较，以发现共产党内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性质的。然而连结这两个时期的长征就是这种变化的本身！当然，长征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而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曾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努力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恢复他们“正常的”革命活动，而国民党人则一直以消灭共产党人并恢复他们“正常的”政治统治为目标。不过，正常与非正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许多反常，比如军阀战争，倒成为正常。总之，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资 料（1）
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的著作问世。鉴于这种情况，费正清提出如下结论：“在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以前，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这一主题。”［15］然而一般说来，这些研究起码在历史事实准确性方面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靠下面两种有限的资料：一是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围剿过程中所获得的中共文献；二是移居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
应当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所以，可能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苏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广泛散发的一些书面材料，诸如报纸、杂志、通知以及告示之类。这类文献对于从社会的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也许足以够用，但是要对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决策与权力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这正是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所注重的），则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确实的资料。例如，德里克·沃尔勒对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做过精心的研究，但对中央苏区政治局赣南会议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却根本没有提及。［16］
以回忆录的形式提供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这类材料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忆，而且受到他们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例如，龚楚在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声称，在1934年5月至7月，他曾担任红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