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细菌部队３６人，共１５６人组成。）投入战斗，再次对衢州军民实施细菌战。２５日，日军细菌战的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２６日至３１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观察空投鼠疫的结果，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边撤退边散播细菌，
在沿线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了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病菌。同时还在衢州各地居民生活环境中散播炭疽菌、疫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
８月３１日后日军全部撤离衢州。其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疥疮、脓疮疹、炭疽等传染病爆发流行，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据１９４２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９月至１２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２万余人，死亡３０００人。１９４３年５月，衢州各县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大流行，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上述各病感染者计４５０００余人，死亡７６００余人，平均病死率１６．８９％。之后一些年份，经常有传染病流行，染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１９４８年衢州５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８年间衢州地区患日军细菌战所致的各种恶性传染病者达３０万以上，病死者在５００００人以上。
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地区实施细菌战外，日军还在广东、河北等一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祸害。据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不仅正面战场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以及湖南的常德一带，发生过鼠疫、伤寒，而且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９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９５％以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盂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１毛钱找２０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疾病流行的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９０％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５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１０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孟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１９４２年３月７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称：“敌寇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４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在河北省的一些村庄的确在日军“扫荡“过后，曾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致使很多人染病身亡。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哈尔滨平房镇原７３１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
至于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最大基地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等地，鼠疫、伤寒等疫病灾祸更是连年不断，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１９４０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３００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在控诉７３１细菌部队罪行时说：“我们后二道沟住着５０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３９家。我家有１９口人，不到２０天，就死了１２人。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了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部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日军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７３１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１００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１９４６年开始，连续７年，吉林省的榆树、水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１９４７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９０００余人，死亡７５００众人。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４３００余人，死亡１４００余人。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第6节 杀人魔窟
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研究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特点。以７３１部队为例，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和教授的细菌工厂里，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
监狱里经常关押着２００至３００人的“囚犯”，有时高达４００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甚至连儿童、婴儿也不放过。
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后，从不见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因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１０１开始，到１５００号为止。据７３１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耗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据苏联军事法庭和７３１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３０００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
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征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待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
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天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１９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３９．４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１２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就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１０人至２０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带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５米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２０米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
从监狱送来１５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