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魏科子的头被刀劈为四瓣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风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３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９口人丧生。与张风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锛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作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４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４０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１０余人死里逃生。周炳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回忆日军进村后的残忍和逃生经过，他说：“日军一进院就照着我脸上甩了一记耳光，我家一只狗因吠叫也被日军当下用刺刀刺死。一名日本兵将我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未搜出什么东西，另一名模样像军官的用手枪戳着我的脑袋，让我跟他们走，就这样沿门逐户地搜查了半上午，共赶出了４０多名成年男人，由七八名日军押着向西城门走去。走到西街上，我看到街面上的几家店铺门窗洞开，货架空空，脚底马路上纸片乱飞，花花绿绿的小百货商品被弃掷满街，间或看到有几名日本兵怀里抱着抢到的东西。当我们一过离西城门不远的石头桥，就看见云金店南面一片死尸，血流遍地，目不忍睹。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心想：在这里崩我们呀！谁知敌人并没有让我们停下，而是把我们一直带到城门南面的一个城墙洞口前，用枪比划着让人们进洞，走在最后边的周炬（我本家兄长）和吴正德抗拒入洞，被日军用枪当即打死在洞外，然后，日本人把轻机枪稳在洞口瞄着人们，洞里的人一个个十分害怕，只顾往里缩。洞中有一厚实的木质门框，我刚好被挤到门框里边，利用门框刚好遮住半个身子，我当时抱着活不成的念头，蹲着用双手捂着耳朵，敌人接连向洞里射了三排子弹，在射第三排子弹时，我右胳膊中了一弹，弹头直穿进我贴身穿着的棉背心棉絮里（当时未察觉，是以后跑到薛辛窑歇息时抖落出来的），因是废弹头，未伤着肌骨，只擦伤前胸皮肤。未挤进门框里边的人几乎全倒在血泊中。临走时敌人又扔进一枚手榴弹，在爆炸声中，又有不少人倒下，除十余人侥幸活下来外，余皆被射死或炸死。后来我一直在洞里呆到后半夜，听见城外敌人巡逻坦克开进城后，我才偷偷地从城墙上滑下溜出城去，连夜跑到离城六十余里的崔家山，又辗转到东沙河亲戚家躲避，幸存下来。”
１２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咕嘟”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５００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了呀，能跑就赶快跑吧！”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
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在回忆他父亲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十分痛苦地说：“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王振文也在狐神庙屠杀中幸免于难，回忆逃生经过，当时情形如同噩梦，他说：“我家两代４口人都在一批被刺杀的，我被扎了３刀（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疼，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觉得有水珠掉进口里，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他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外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疼，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走到袁才庄的附近，我不慎从崖头掉到河沟里，当时我渴极了，趁机喝了不少河水。王君把我扶上岸后，我们相扶着继续走，走到半夜摸进一间房里，进去后才知道是走错了方向，竟朝南走到了城南门外一处烧瓦盆窑里，在那里我们找了些水喝。王君身受六处伤，下巴底下左右两处均被刺通，喝水还往外漏呢。因离城近，我俩在天亮前就又忍着饥饿和疼痛向南逃去。走到三里屯河湾，我们看到河滩上到处扔着晋绥军弃掷的枪、药包、饼干、衣服等物品，我还拣了些药布和一件布衫。在唐八里村一块西瓜地里，饿极、渴极了的我俩饱吃了一顿西瓜，这时我才发现鞋里已盛满了从身上淌下来的血。就这样，我和王君相依为命，带伤奔走，投亲找友，在外面藏了好长时间，直到伤势稍有好转，城里较为安定时才回到家。”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３０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５００余人。
１３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囚控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
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
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迫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５００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４０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４０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３米，东西长１１米，南北宽２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１０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５００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相。直到５０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第三部分 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第10节 劫后惨景
１４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惟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像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高强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认尸。在狐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２８６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