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柏桦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一九八三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一九八四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深为震动。一九八五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一九八一年十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紧接着我读到了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伟大小诗《写于一九六六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以上这段个人的回忆并非是我真想说的，我真想说的是我们即将读到的北岛这本书，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它。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已很少沉入回忆了，但正是二○○五年春天（这一年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黄仁宇曾说万历十五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北岛的这本书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对了！我真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它将焕发我们走进个人的回忆，那也正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传奇般地翻译、写作和生活。虽然有些人已经死去了，如赵一凡、顾城、海子、骆一禾……但正如北岛在本书中所说“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的确，在北岛的回忆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永恒的；同样，理所当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也是永恒的。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诗歌翻译，其中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文本的对照批评及北岛自己的译文。在谈到翻译时，北岛这样说：“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些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引自《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接着，北岛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中又说：“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翻译在今天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而北岛在书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却十分精细到位并且又不失一个诗人应有的警醒之锋芒。同样，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时才可译之，因为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一个诗人，我的意思是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
另外，众所周知，翻译中最不可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或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比如北岛所译的特朗斯特罗姆，我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这可以前面所引的他译的那首短诗为证。为什么？因为他太理解这位与之交往的瑞典诗人了，正如他在写他的那篇文章中所说：“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说得真是透入骨髓。如此完美的理解，必然译得得心应手。作为诗人，北岛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许多译者所译的诗都有添枝加叶、拖泥带水的毛病。说得煞是痛快干脆，真是一语中的。且看他译的一首令我震撼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短诗：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一九三○年十二月，列宁格勒）
译笔铿锵、坚执、饱满、简洁，仿佛一下就把曼德尔施塔姆直接推到我的眼前。
过去的翻译，甚至八十年代的翻译我认为是相当严谨的，正如北岛所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译《北欧现代诗选》时，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这套‘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做出评估，提出修改意见，并最后把关。”而如今的翻译界却很乱。我在去年四月曾接受过马铃薯兄弟访谈，当被问及我对当代诗歌翻译的现状是否满意时，我这样说：“在此套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一句话：‘糟得很。’我甚至不想说哪些人的翻译是比较可信的。”
此文的重点并非是谈翻译，虽然翻译是这本书涉及较多的一个问题。而我更乐意（同时的确也是这样）通过此书的翻译谈论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在北岛此书的文字里埋伏着一个真正的中心，那就是对一个激情年代的书写，对一个充满欢乐之谜的年代的书写，在那里我读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真的，连当时的空气都充满了抒情与牺牲。这一点从北岛所选的这些诗人的名字就可见出。他写的这些诗人虽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大诗人，但这些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与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是如此的暗合。他们不仅影响了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写作者，而且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又是那么与我们契合，即内心充满了抒情的张力，而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那种“零度写作”的后现代“怪物”。正如北岛写出的这些诗人，在八十年代与我们相遇了，并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了一种亲切的应答。
在曼德尔施塔姆一文中，北岛谈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在他们那个决定性的年龄将他们打开并照亮。生活、写作、翻译连成了一片，“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引自北岛书写曼德尔施塔姆一文）赵一凡，这一传奇人物就这样走进了北岛及一代人的生活与写作。通过《人·岁月·生活》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T·S·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我们像闻到玫瑰花的芳香一样闻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
由于翻译的介入，我们的写作反而具有了时代感或中国性。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对。西方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西方翻译文学的介入已使我们丧失了中国性，这其中的人名及那些刻薄的言辞我不想在此一一指出了。而且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这“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遭遇现代性的危机与难题，如果中国永远在古典，我们当然会用另一种方式——古文——书写。但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世界诗已进入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只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只有一种共通的语境。譬如在八十年代，当我们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读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时，我们就明确地知道这些诗不仅是俄国的，也是中国的。这一切就如中国古诗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为此才有了庞德的“catha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庞德最优秀的诗歌），才有了杜甫的美国传人K。雷克斯洛斯。“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处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起源的作家。”（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现代诗的世界语言里》，引自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一文）正是在一种广阔的“互文性”的背景下，北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精神，而这一精神实践正是通过他所书写的这些西方诗人，通过他们的译文，通过我们的写作，共同完成的。现代汉诗应是一个活的开放性的系统（借自张枣的一个诗观），它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这犹如北岛在写特朗斯特罗姆一文中所说：“自一九八○年初起，大量西方作品译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不是非历史主义者。中国不死，传统就在，无论你愿意与否，传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如同现代性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不必细究的。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可以感到北岛诗与文的厚重与可信（那便是一种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