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四周有台阶式的斜坡，有点儿像小型的古罗马露天剧场。我和戈林娜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时代。”
晚上校方请客，我们夫妇和艾基夫妇坐在一起。艾基酒喝得很少，据说六十岁大寿差点儿喝死，医生禁止他再喝酒。我问起艾基的女儿，他说她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问到他有几个孩子，戈林娜气哼哼地插话说：“婚生的就有六个，其他的根本数都数不清。”艾基呵呵地笑，不置可否。他自言自语道：“这几天在美国，所有语言都听不懂，整天被美女围着……多么不真实，好像在梦中一样……”
我跟艾基谈到俄国诗歌。他告诉我俄国有两个诗歌传统，一个是以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传统，以莫斯科为大本营；另一个是以彼得堡为基地受欧洲影响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后来布罗斯基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说到俄国诗歌的现状，他似乎很乐观，认为在年轻一代中有不少优秀诗人。
在诗歌节上，艾基被排在头一个朗诵，由佛朗斯读英文翻译。艾基走上台，他头一个朗诵是早期诗作《雪》。他声音沙哑，真挚而热情。其节奏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朗诵精确传达了他那立体式的语言结构，仿佛把无形的词一一置放在空中。《雪》是首充满孩子气的诗。他朗诵起来也像个孩子，昂首挺胸，特别在某个转折处，他把嘴撮成圆形，噢噢长啸，如歌唱一般。
十二
雪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北岛译）
原载《收获》2005年第2期
Last motified on 2006…01…18 21：25：20
《时间的玫瑰》后记北岛
本书收入的九篇文章，是为《收获》杂志的“世纪金链”专栏写的，自2004年第一期起连载，至2005年第三期。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那词多半来自英文deadline，直译为“死亡线”，可见其凶险。但也正是这贼船带我乘风破浪，窃得此书。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尤其上半叶）的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的国际诗歌。这一诗歌的黄金时代，无疑和工业革命、“上帝之死”、 革命与专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大清洗、原子弹，即和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黑暗有关。我不想给它穿上“现代主义”小鞋，那是西方理论主流话语中一个霸道而混乱的概念。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过度消耗，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是废铜烂铁的时代。
自1999年起，我在美国大学教创作课。让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国际诗歌，特别是对这一黄金时代所知甚少。为此我挑选我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编成教材，在课堂上带学生们逐首细读。久而久之，自有些心得体会。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带来进一步误导，使本来在批评缺席、标准混乱的诗歌中转向的读者更糊涂。相比之下，老一代诗人兼翻译家倒在岁月尘封中脱颖而出，译作依然新鲜硬朗，让人叹服。至于我对某些译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引起警醒，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本书中不少片断是在路上写成的。从委内瑞拉山区的小旅店到马其顿湖边的酒吧，从柏林出发的夜行火车到等候转机的芝加哥机场。正是这种跨国旅行，与诗人写作中的越界有对应关系，使我获得某些更深层的体验。为了这种体验，我有时会专程前往某地，比如德国的马堡。在那里，由于失恋，帕斯捷尔纳克告别哲学转向诗歌，写下他早期的重要诗作“马堡”。只有在马堡街头行走，似乎才得其要领，因为这就是首行走的诗，一切都在行走中复活了。
我所热爱的九位诗人，他们用不同语言写作，风格迥异，构成了二十世纪诗歌壮美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我无意勾勒全景，再加上时间精力等原因，还有不少重要诗人未能收入本书。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位诗人中的两位—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幸认识他们。在关于他们的文章中，我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采用的是一种较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无疑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象之间的复杂性相关。有人在网上说这是“诗歌传记”，我看不无道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首先是我的妻子甘琦。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就是她提出的，并在她的劝说下，我终于上了贼船；她又是第一读者，每篇文章都先由她悉心校阅；我在种种压力下陷于绝望时，她的鼓励，就象孤独的长跑者得到的唯一掌声。另一位就是李陀。他对每篇文章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为我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把关。当然，还得感谢《收获》的程永新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在“死亡线”那边的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
2005年5月15日 于美国戴维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