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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操峰峦对插的是袁绍。他在起兵之初踌躇满志地对曹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重的是略地扩疆，认识不到人才的宝贵，也就谈不上很好的识人、用人。官渡之战，是袁绍迫害人才，导致人才流失以及不善用人的结果。
刘备及其西蜀王国的命运轨迹也颇有教益。刘备最初并没有把人才问题摆到应有的高度。他感叹，自己之所以半生落魄不遇是因为“命运多蹇”。作者通过世外高人司马徽之口匡谬说：“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然后说了一句最能表达人才价值的话：“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这才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一方面在文治武功方面，为刘备制定一个个奇谋方略，取得一次次胜利；另一方面荐贤举能，罗致人才，壮大刘备阵营。从此，刘备气象日益更新，胜赤壁，得荆州，取西川，定汉中、称王称帝。这时刘备麾下，文有孔明、庞统、法正等相佐，武有“五虎上将”、魏延等效命，可谓盛极一时。西蜀政权到了后期，江河日下，最早谢落，人们固然可以从政治上、军事上找出诸多原因，但归根到底在于人才凋谢，后继无人。随着开国的谋臣武将相继下世，特别是诸葛亮巨星陨落，西蜀显现出严重的人才危机。蒋琬、费祎虽继任孔明，但循规蹈矩，才气不足，缺少进取，毫无建树，和诸葛亮相比黯然失色。姜维是诸葛亮苦心培养的接班人，但他的主要才能在军事方面，其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远在孔明之下，难以担当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的大任。更有昏庸无能的后主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却听信宦官谗言，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布防上的漏洞，被邓艾一支轻兵偷袭成功。相比之下，魏国在曹操死后，又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雄才大略，奇峰迭起。东吴继周瑜、鲁肃之后，递次有吕蒙、陆逊，也算是后浪推前浪，一代继一代。
《三国演义》中强烈的人才观念，启示我们从思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经验的结晶。掌握了知识的人才能够更清晰地观察问题，更准确地把握规律，更恰当地做出决策，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人才是历史的先锋；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才是这种创造的组织者、发动者和加速者。时势创造英雄，英雄也能够造时势。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对人才的界说纷坛，对人才的使用目的不同，但历史的惊人相同点在于：举凡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无不爱才、惜才，悉心讲求选才、用才、育才之道。爱才是成功管理者的一种基本品质。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治国治军之中，在生产经营领域何尝不是如此？谁拥有大批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优势和主动权，这就是企业竞争的真理。
2、“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选才用才的一条挑战性口号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要求有司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在这里，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超越他人的气魄和见识。当然曹操抛弃的“德”是有特定内容的，他并非是一般地否定“德”。对于按他的标准看来，有严重“品质”问题的，比如坚决反对他的弥衡、孔融等人，他是决不姑息的。
对曹操的选人、用人标准，鲁迅先生非常赞赏。1927年9月在广东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鲁迅先生发 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其中对曹操有许多论述。在谈到曹操的选人用人时，鲁迅先生赞扬曹操道：“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正是按这个标准，罗致了许多出色的文臣武将，造成了当时最强大的阵容。 《三国演义》里虽然没有写进曹操的《求贤令》，但同病相怜的罗贯中，无处不针砭选才用才的种种弊端，弹出了“唯才是举”的弦外之音。在《三国演义》的人才画廊里，作者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村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揭示了作为人才的共性和人才的种种特殊性。
在宣扬“唯才是举”的正面观点同时，作者从反面给后人提出了诸多宝贵警诫。
选人不计门第
《三国演义》中交待：“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可见曹操的身世和宦官有些瓜葛，可谓卑微，在当时很为清教名流所不齿，比如出身“四世三公”的 袁绍就骂曹操是“奸阉遗丑”。曹操也曾自惭形秽地感叹道：“自惜身薄枯，凤贱罹孤苦。既无三徒教，不闻过庭语。”（曹操《善哉行》其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和后退。相反，他乘乱而起，向那些貌似强大的豪族集团，象董卓、袁绍、吕布、陶谦、刘表之流，发起挑战，并在角逐中一个个地消灭了他们。
刘备虽系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其祖早已因犯法被削去侯爵，其父早丧，家中贫穷，只得以“贩屦织席”为业。常常有人揭他的老底，骂他是“织席小儿”，冒认皇亲。但他同样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正如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驳斥陆绩的：“高祖（刘邦）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
至于在曹操、刘备、孙权手下建功立业的人物，更是身世、面貌各异。刘备大街上遇到徐庶时，徐庶是：“葛巾布袍，皂绦乌履”，一身穷酸模样，其时正因杀人而改名换姓，逃难在外。诸葛亮出世之前，乃一“村夫”，躬耕隆中，隐居林泉。关羽和刘备相见之前，因杀人逃在江湖，五年不敢回家。张飞出身乡里，以“卖酒屠猪”为业。东吴的甘宁曾是江洋大盗，无能的黄祖坚持认为：“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孙权不计出身，得到甘宁后大喜过望，说道：“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吾得兴霸，破黄祖必矣！”（第38 回）甘宁后来屡建奇功，成为孙权帐下一名出类拔萃的勇将。许褚只是乡间一名壮士，一到曹操手下就被拜为 “都尉”，“赏劳甚厚”，他果然不负厚望，作战勇猛无比，多次在危急时刻，舍身救下曹操性命。
《三国演义》以艺术之笔，为世人写下这么一条结论：“莫将家世论人才。”正如许多古人所揭示的：“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历史的事实说明，那些抱残守缺者，应该打开自己狭隘的眼界，不要以出身的门第取人；而一切才干卓越的 “卑贱者”，应该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勉励自己，鼓起扬帆出征的勇气，去拼搏奋斗，去竞争向上！
选人不凭资历
《三国演义》在开篇不久的第5回，就描写了曹操和袁绍兄弟之间在用人上的一场尖锐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袁绍听到后先问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眼下“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立即大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