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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后来确实查出他挪用公款，要是查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
柳传志：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28节：孙宏斌事件（3）
调查结果证明柳传志是对的。孙宏斌的确已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而且数额不小。孙宏斌解释说他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只是因为公司财务制度僵化，手续复杂，才要留下一笔流动资金，以便为公司做生意时“用着方便”，检查机关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贪污倾向”，尽管如此，擅自挪用公款也已构成法律问题，这就给整个公司敲响了警钟。
春天结束的时候，公司把孙昔日的属下全都集中到京城北郊怀柔县城，现在用不着再说什么“大船小船”，而是请来检察院里一位名叫项明的副检察长，讲解什么叫“经济犯罪”，法律又如何判定“贪污”。“贪污2000元就可以判刑，”检察长说，“贪污5万元就上了杀头线。”吓得这群人全都没了声音，只剩下一个姓陆的小伙子仍然不服。此人来自南方，却天生一副北方人的火暴脾气，又有一股江洋大盗的野性。如果后来人们所谓孙的手下有一股“黑道力量”的话能够成立，那么多半就同这个人有关。他开口闭口“黑道白道”，先是扬言要把内部的叛徒“卸掉胳膊”，后来又从公司汽车队的出车记录上查出端倪，率领几个人前去关押孙的公寓“劫狱”，当场要与看守人员打将起来。多亏孙宏斌劝他罢手回家，还说他自己不打算与公司彻底决裂，这才没有造出更大事端。
陆回到公司，可是他的行动又为柳传志知晓。第二天柳传志把陆拦在中关村的马路边，对他说：“你要弄明白，邪不压正。从现在起，公司任何一个员工出了事，我就认准了是你干的。”
陆把脖子一横还要发火。就听柳传志接着说：“你别给我来黑道那一套。你以为我是谁？我问你，你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自行车把你撞了。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撞上以后，你们打起架来，然后两人一起进了派出所。然后那个撞你的人就放出来了，你在里面还得受一点苦，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你在外面走路，有三个人黑天白天跟着你，你害怕吗？”
陆听到这里，已经变色，当即表示他要离开联想，绝不介入公司的任何事情。
4月22日，公司全体员工都知道了这件事。柳传志先是声明“今天是一个整肃纪律的大会”，接着异常严肃地宣布：“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尽管外面表现为一个小小的脓点，但下面是很大的一块溃疡面。我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给自己动了手术。”然后他便向大家通报事情经过，抑扬顿挫，甚至连很多细节也没有遗漏。
他当时说，孙宏斌是“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罪恶活动”。15年之后，他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显然已经冷静了很多：“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孙宏斌到联想来了以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跟谁对着干。他就是想形成自己的体系，觉得这是他的一块独立王国，谁也别管我。他的做事方法跟我的方法不同就是了。”
孙宏斌于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羁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监。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左右亲信兄弟也都散去。12个月后，也即1991年7月10日，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公诉人指控他“受贿”和“挪用公款”。又过了13个月，终于判决。主审法院并未认定“受贿”的指控，但却判决“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判决书为“（1992）海法刑字176号”，上列证据是：
利用职务之便，于1989年5月至10月间，以方便给下属分公司购货为名，先后截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下属武汉、太原、青岛分公司还总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6万元，入到其友杨建忠个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淀区通用计算机经营部账户内。杨建忠为购货经营，多次动用此款总金额达134 627。12元，盈利26 000余元。
然而事情仍然没有完。此后孙宏斌在逆境当中再次赢得柳传志的好感和帮助，以致在公司的历史上屡屡留下痕迹，还在京津房地产市场上一鸣惊人。我们只有把这所有的故事全都了解清楚并且相互连接，才能明白孙的故事在联想的历史上绝非孤立的事件，犹如唐旭东所说，“它源自现代观念和传统理念的冲突。”其中详情，容我们在后面再说。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29节：在矛盾旋涡中整顿分公司
5月5日柳传志回到香港联想，仍对北京的问题放心不下。孙宏斌引发的风波以这种方式平息，在那些深悉中国机构中人事纠葛的人看来，不会感到意外，但对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还将在日后很长时间里面发生影响。他在大会上赞扬过的13个分公司全都人心浮动，业务陷于瘫痪，财务方面的混乱状况浮现出来。如果分公司搞砸了，那么整个联想1990年的销售计划也会泡汤，在“联想微机”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等于零。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计划受到重创。他所欣赏并且刻意提拔重用的三个年轻人中，孙宏斌“暴露出真面目”，陈恒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卷入其中，剩下一个郭为也遭到公司元老们的质疑。郭为本来就同公司的老一代没有足够的沟通，这次也是摇摇晃晃走过来的。可是柳传志仍然信任郭为，说他只不过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想不太通，认为对年轻人是一种打击。后来随着他对这件事真实情况的了解，就非常坚决地参加了工作”。作为公司紧急成立的监察部（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为在孙宏斌一案中“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公司与公安局检察院之间的联系人。为了让郭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才干，柳传志让他接替孙宏斌的位置，收拾分公司的混乱局面。郭为迅疾离开北京，率领一个“五人小组”一口气跑遍所有建立分公司的城市。
郭为接手的是极其棘手的任务。他的第一个使命是处理那些紧急的财务问题，检查账目、控制分公司领导者的胡乱开支，并且追究违规行为。在当时的联想集团，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年轻人拥有魄力，但没有足够的经验。老一代人经验丰富却不肯涉足其中，他们深知分公司个个都是泥潭，深不可测，弄不好就有没顶之灾。
郭为本来就有“公司有难，人人有责”的信念，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修复自己在老板和公司员工中的形象。“那是一个矛盾旋涡，风险很大，”他对小组里的同事这样说，“很多人要跟你玩命。因为你要查账，就可能发现他的经济问题。”事实上，他们的确遭到那些人的威胁：在一个分公司接到恐吓电话，叫他“小心小命”；在另一个分公司看到那位总经理随身带着一根警棍；在第三个分公司听说有人要把他扔到嘉陵江里。有一天郭的助手给他一个喷雾装置，对他说：“这是防身武器，遇到有人加害，你就喷他。”
这一切都让郭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不过此人一向知难而进，越是身处逆境就越是斗志昂扬，这时候这种品性就正好发挥作用。他和他的“五人小组”从这家分公司跑到那家分公司，马不停蹄，不分昼夜，由华北到西北，再从华南到华东，到了这一年年底，已经拿下太原、西安、成都、重庆、广州、长沙、武汉、南京、山东、上海的分公司。结果证明分公司并非全无功劳，比如它在过去一年里创造了1 038万元利润，投资回报率达到75。4％。当然也查出分公司账目混乱，疏于管理，丢失价值2 245 411元的商品，积压了1 514万元的货物，还欠了总公司1 869万元。郭为大刀阔斧，把成都公司总经理给撤了职，把重庆分公司给关了门，给武汉公司和长沙公司换了新经理。西安公司也有问题，好在不严重。他对总经理说：“我是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那总经理还真把事情都说清楚了。
分公司的业务迅速恢复生机，在后来的一年中卖了全公司一半的个人计算机。也是从这时开始，郭为在公司里获得了一个“替老板堵枪眼”的评价，这比喻由于借用了黄继光的故事而显得分外有力。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场上是中国军队中的一个士兵，以自己的身体堵住美军碉堡的枪眼，为战友的前进扫清通道。无论从以前还是以后的历史来看，联想还真需要黄继光式的人物。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30节：“天条”和“入模子”
不过，仅仅“亡羊补牢”恐怕不成。尽管“在混乱中发展”是所有中国企业创业时期必行的路线，但是如果永远混乱，那就不可能永远发展，甚至连创业者也不能自保。这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年广久、步鑫生和“温州八大王”的前车之鉴，在90年代又有牟其中、禹作敏、史玉柱和褚时健败走麦城的记录。所以联想必须做一些具有深远价值的事情。在1990年剩下的几个月里，这些事情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他叫唐旭东。如果说郭为是公司的“乱世英雄”，那么唐旭东就是建立秩序的发起者。
唐旭东有着苗族血统和一张中央民族大学法律专业的文凭，个子不高，短发，内敛，行事周密，头脑清晰，是那种典型的外圆内方、绵里藏针的人。在来联想之前，他是中国科学院政策局的一个干部。这些学历和经历让他很自然地成了公司法律事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