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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公司连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呢。
于是大家开始想名字，吵了半天，还是不能统一。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只会做学问，搞技术，从来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更不会懂得公司名称的要旨在于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在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公众则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拿自己名字的字头给公司命名。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这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圣殿；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谁也不甘心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倒买倒卖的小商贩；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含义，因为那正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他们就这么从已经驾轻就熟、安逸舒适的大楼里走了出来，走进这个小平房。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们在今后的20年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艰难、屈辱、压力和风险，当然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成功、喜悦和激动人心。如今，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17 000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联想”取代这个长长的名字，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联想电脑也成为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当时这些创业者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完全建立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之上的装置，竟能获得如此令人惊讶的地位。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2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4节：物质匮乏的国度（1）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5节：物质匮乏的国度（2）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