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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家房客”总计贷款600万元，数目不大，可是公司、银行和政府都很兴奋，觉得有必要搞个声势浩大的合同签字仪式。3月14日上午，借贷者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官员们一起来到北京分行会议大厅，市政府的官员和中科院基建局局长汪友三也来到当场。很显然，大家都希望能见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第一批走到签字席上的是北京海淀支行行长常征和联想员工陈小明。李勤则代表公司在担保人的位置上签名。这位副总裁在过去7年代表公司签署过无数贷款协议，向银行借了至少5亿元，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在一片不停闪烁灯光的照相机前，北京建行副行长肖其增有点感慨地说：“我们向个人发放长期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第一次。”当初建设银行想要促成此事的时候，在政府的贷款细则中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品种，只好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开辟先例并且特批一个利率。其实这整个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初北京市住房改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不该批准，急中生智，就把它当成案例，写了个红头文件发下来。
这就难怪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至少有30家报纸把这件事情刊登在要闻版上。《北京日报》提了个诱惑人的问题：“小青年何以住上三居室？”《经济参考报》的标题是：“联想集团72名职工为自己买了个‘家’。”《北京青年报》别出心裁，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画面的背景是那栋让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激动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楼前的废墟之上，高低错落，个个满脸灿烂。有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40岁的王平生、36岁的李晓枫。可是没有柳传志和李勤，也没有那些开创联想的元老们。
年轻人个个兴奋不已。李晓枫对记者说：“我很幸运，居然买到一套三居室。我的同学在别的单位工作，虽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但最近才分到一居室。”郭为在私下里说得更干脆：“老柳这次如果给我一套房子，我这一辈子就交给老柳了。”李岚现在的苦恼是要说服自己的母亲。为了购买那套78平方米的房子，这小姑娘贷款16万元，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住的房子还没有她的大。看到女儿欠下如此巨大的债务，母亲不禁满腹忧虑。瞪大了眼睛问：“你拿什么还？”
这老人的问题也是那时候所有普通百姓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国家没人敢向银行借钱买房子。16万元在那时候的确是个大数。考虑到这一点，《人民日报》在四天以后再次发表报道，对联想的新制度有一番精心的测算：“购买三居室住房的职工在缴纳30％的房款之后，还需贷款10万元，每月大概要偿还本息250元。总体上讲，由于企业的资助，购房职工实际上只承担60％的还本付息压力。”这段话中有个关键情节含糊不清，那就是“企业的资助”。事实上，这牵涉到当时公司的整个薪酬制度。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41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1）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种好的薪酬制度，能够让人们把这种追求与职业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他在1990年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说，等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公司的每个员工都会有一套住房。当时坐在下面的人对这许诺没有一点反应，弄得柳传志很奇怪：“你们怎么不给我一点掌声？”员工们不是不向往诸如住宅这样的目标，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岁月里给予老百姓的这一类承诺太多，却很少兑现，除了留下伤感、愤怒、无奈和失望的话题，很难再说别的。这也是1992年春天的“72家房客”之所以能够轰动京城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事件只不过是联想改革其薪酬制度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结。
联想在薪酬方面严格执行保密原则，把这作为公司的“天条”，指示所有员工不得违背，这一规则直到今天仍在延续，深入人心，甚至员工彼此之间也不打听薪金的多寡，这和大多数中国机构里员工收入人人皆知的情形不同，也是这家具有浓厚中国味道的公司所具有的西方特色之一。员工的薪酬由人事部门来确定，财务部门只管支出工资或者奖金总额，对每个员工的收入多少并不知情。经理们只知道自己属下员工的收入，对其他部门的收入一概不知，而且不能去打听。
从纯粹经济学的立场来说，公司员工的收入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折射。但是在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政府在分配方面的管制政策，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此前我们谈到的“奖金税”就是一个例证。联想薪酬制度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停止。我们如果要在其中寻找清晰的脉络，那么可以认为，它从1992年开始，而在2001年“职工持股会”获得“出资证书”的那一天才终于完成。
1992年的“起点”远不如9年后的“终点”那样激动人心，但它大有深意。改革是从公司的福利体系开始的。这一现象又是当时国家形势中的压力与抗争、进取与妥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1992年以前联想员工的工资，在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企业既然不能擅自更改既定的工资水平，便极力扩大奖金部分，政府以高税率抑制奖金的膨胀，而企业则以种种合法、非法，以及似是而非的办法偷逃奖金税，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减少以现金方式支付奖金，而大批购买实物发给职工，包括鸡鸭鱼肉、锅碗瓢盆、牙膏、肥皂，甚至手纸，所需费用全部记入企业成本账。那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大院经济”，意思是每逢过年过节前的几天，每个“大院子里”都要分发各种东西。这种既不发奖金而又让职工获得实际好处的办法，令“奖金税”有名无实。
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缩小奖金税比例直至取消，改征“个人所得调节税”。在中关村这样的试验区内，政府进一步放松了控制，一个新的政策被概括为“五三二”，意思是企业必须把利润的50％用于再生产，30％做福利基金，奖金则不能超过20％。这是政府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将福利和奖金区别开。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42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2）
“福利”和“奖金”都是员工在工资之外的收入，区别在于，后者是依据员工业绩的优劣，以现金支付，前者则是“集体使用”，而且以实物方式发放。比如“职工住房”、“医疗保健”、“托儿所”、“食堂”等等，都是“福利”的一部分。其弊端首先在于它的隐蔽性，令员工不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的利益；其次是它被建立在资历和职务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冲突。有些人对于并不急需的东西也是抱着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拼命索取，有些人仅仅因为年轻就无法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福利。这也证明集体主义的制度不论如何精巧周到，也不能抑制人的私欲。
政府现在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权力交给企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联想公司管理者的想像力。他们决定把福利基金分割开来，归属员工名下。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员工不能支取现金，但可以用它来购买住宅、养老保险、通讯器材、子女的教育费用或者度假。“这是把福利基金人格化，”唐旭东在解释这一办法的时候说。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员工第一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一部分收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别人占有。
这一制度还让公司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员工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员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约1万元，相当于固定工资的两倍，所以它在公司的历史上被当做“低工资高福利”的年代。这再次引起政府的注意。几位税务征管人员来到公司，索要有关“福利基金”的全部文件，还宣称这种做法有偷逃“个人所得调节税”之嫌。我们一定还记得联想在1990年因为差不多同样“罪名”惊慌失措，以罚款9万元了结。这一回公司决定据理力争，接连好几个星期与政府的税务机关僵持不下。
唐旭东对财务人员宣称，“改革方案”属于公司机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它泄露出去。他去找政府的税务人员，坦率地承认公司“是在试图打政策的擦边球，想要避开调节税”，同时又绘声绘色地讲述“72家房客”的故事，以此为例辩解道：“如果公司以集体名义买房无偿分给员工，或者办个托儿所让职工子女免费入托，这就不算职工收入，职工也没有缴税的义务。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把福利分给每个员工，让他们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惟一的不同。”
税务征管人员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又说，公司“福利分房”，产权是集体的；个人拿了“福利”去买房，产权是个人的。
“那就等他出卖住房得到利润之后，你再收他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好了，”唐旭东说，“你如果不肯放我一马，我就只好把这72套房子都办成企业的产权，以公司名义贷款还款，这对个人没有好处，对公司没有好处，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唐承认这是“有点狡辩了”，但他没有想到税务机关居然接受了他的“狡辩”，还说这是联想的“一个创造”。
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