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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总工程师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倪光南还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惠州联想科技园的产权不清不白，资金运行既不规范又不透明，很多事情连他这个董事都不知道。对于柳传志突然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胡靖宇，倪光南也认定这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他的手上有个重要证据：1994年柳传志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增加到43。3％。
董事长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举报，当即吓了一跳。关于公司的技术方向由谁说了算，这里的纷争他早就知道，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经济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实，那可真的会要了柳传志的“命”。
当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时候，不少有地位有经验的人都怀疑柳传志能否做到彻底清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发展，让很多无法无天的人从中渔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那些有钱的老板先抓起来再审，肯定没有冤枉的。”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4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3）
这个夏天中关村的形势似乎也决定了柳传志处在下风。公司的技术领袖赶走总裁的故事那时特别多。最典型的一个发生在北大方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后来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联想这段故事如果顺着倪光南的意志发展下去，可就不是什么“换总裁”，而是“总裁进监狱”。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前一次是调查柳传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在就事论事地做出这些结论之后，调查组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根据，与事实不符。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5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4）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很多年以后，他与本书作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柳传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在二选一的时候，我只能选他。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
凌志军：你当时认定这是工作上的分歧，而不认为柳传志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周光召：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由工作分歧引起的。我不赞成倪光南把这些事情提高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看不出来柳传志跟香港老板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没有人能料到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