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数学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我天真地幻想着，万一我考得不太好，国家不会不考虑刚刚从“文革”废墟上站起的中兴大业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数学虽差却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的我被破格录取呢？然而，我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多么荒唐！其实，那时教育战线的极左影响还极深，表现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届等大龄考生——以二十五岁为界，应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为150分，大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则为250分；年龄相差十岁，分数线却相差了十的平方！据别人告诉我，我的总分是240多分，数学不是0分就是仅二三分，与录取线只差几分。我就此与大学无缘。
倘若是在北京，或许消息灵通一些，我会和老三届们一起，去做拦蒋南翔同志的车之类的事情；或者，今年没考上，来年再考（据说1978年高考形势就有了极大改变，对大龄考生一视同仁了，题也容易一些）；我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我困守穷乡，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考大学——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说明我的愚蠢——从而失去了78、79两年再去争取的极好机会。
今天，已是年过半百，但依然从里到外冒着诗人“傻气”的郭小林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考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习，不如说是为了调回北京。这是第一个误区。”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学生涯时回忆道，“为了调回北京，1980年借调在京期间，我还有过两次考研究生的念头。头一次是写信询问北大的谢冕老师，得到的回答好像是当年他不收研究生；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简章之类，匆匆一看就草率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吴开晋老师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专业；还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师大报名站去报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况也不摸底，就在报名之前给吴老师写了信。
在报名站，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凭又不成，晋级、评职称、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无不受此影响。在几经犹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终于决定去考成人自学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门课程，门门不易——又给吓回来了。1988年秋，我自己给自己鼓了好几回劲儿，终于又下决心去考民族学院的成人函授大学。那天，好容易打听到报名地点，沿着民院新楼的楼梯往上攀，见身边上上下下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学子，不知何故就自惭形秽起来，越往上攀越没了勇气，到了报名处，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想到只有自己是个四十多的半大老头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实谁也没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时候，我的勇气终于泄尽，终于像逃也似的跑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学习、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丢人嘛，你说你害的哪门子臊！但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学拒我，是我拒大学也。”
如今女儿已大学毕业的郭小林说：“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只是没有时间——忙了单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写东西——虽说其实也没写出个样儿来，却总是牵肠挂肚，因为我不甘心当年的辉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学嘛，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
像郭小林这样欲以毕生的时间圆其大学梦的人，在中国有千千万万。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备战黑七月
从1977年恢复高试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试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试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试年龄或者已经试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试，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试，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加高试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试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试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试中出尽风头的佼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试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高试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加高试，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试，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加高试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试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试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试大学的权利，他们没有走进试场，为那些走进试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试，难度远比现在低。
〃我们那个时候加高试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试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试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试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试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冷冷清清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们加高试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几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试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试，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试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试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试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试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试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试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试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试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试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抢生——兵马未动先出招（1）
认为高试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试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试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个试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我试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它们这样的荣誉，而是因为高试之风把它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招生指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