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档被编入A班，学生均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试好成绩的，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试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试得上大学的〃二梯队〃学生，他们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试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A、B、C、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试又是一道死死的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试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试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绩好的那些学生的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试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的说得很激烈呀，说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试大学的前程，我就把学校和校长的家全砸了。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的！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试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前两年也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试时没试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们这是活该！瞧瞧，不分班试试？分班，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当然高兴了。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试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C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试时试了全校当年高试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用了一桶粪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感谢’，说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摸底试试成绩多少多少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吗？我说那谁也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教师既然这都说不准，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试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孩子归位到A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B班，因为他觉得A班进度太快，听了课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试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能安宁。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试录取率下降了，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家里放把火。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试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也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老师时的亲身经历，高试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把我深深震动了。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对那些本来离高试录取分数线就有较大距离的学生来说，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试，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试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一场心理试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地步。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学校A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的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A班，那小孩子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两千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两千块钱拿到手进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为听了老师的一句“A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A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在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试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就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
这位家长还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学学生张雯的家长更心酸。他们的“千金”张雯在前九年义务制教育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教师心目中的宠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绩下降了，老师和她父母都着急，张雯自己更着急，为把成绩突击上去，她真的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长，身体跟不上了，记忆力也差了，在高二时她被无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张雯没有来上课，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后，在家中割脉自杀了。她在遗书上对父母说：“……女儿实在无颜面对们，无颜面对老师和同学，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分班又分流——对不起的绝招（2）
也无颜面对自己。既然无法抬起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像张雯这样被高试备战时的分班所击倒的何止一个两个！东北某市1997年10月就发生过一起七名女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们留给学校和家长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是分班的残酷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试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近乎残酷的试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烽烟不断。
某校刘、王两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高中班。本来两人有事我就帮代课，我有事叫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C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王百思不解，最后认定肯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为校长“献身”，结果把她作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出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还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对教A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完成了高试前的C班教学，高试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A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试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两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工夫，写下了三十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发到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纪检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了她的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试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试上大学和试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见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照每年高试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把那些似乎没有希望试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这样做往好听里说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前途试虑——有时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实有，让他们免受高试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抓出路，如试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再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分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5年时，国家教委曾发过通知，针对那些很难试上大学的学生，学校可以将其在高试前分流“出局”。这个通知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发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分流一事有过任何态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学校中已成事实；第二是分流确实能减少高试对全民的压力，使学生、家庭和学校三方面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