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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流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学校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表现积极主动，因为这是决定本校高试升学率的大事。我走访过某省一个偏僻的县级普通中学，在那里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破旧的校舍据说都是“文革”时扩建的，全校除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专用作打印文件外，现代化设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语音教室”了。学生说他们连做物理实验用的仪器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至于那些老师的教学能力，更不敢恭维。我问一位英语教师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他说是地区专科学校，选他任教英语是因为学校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英语更强的人了。他们的老师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人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但是这个中学对外称自己的高试录取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城市当然不算高，可在内地的普通县级学校里，那绝对是个高水平的学校了！后来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设的四个高三班中，有一个五十六人组成的大班是复读班，即专为那些落榜生“回炉”再读而特设的班级。复读班学生一般不在学校应届生的册子上，但学校却等高试一发榜，便将其中试上大学的人一下编入在册之列。而在另三个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进入高三第二学期，便被强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个别不愿走的，学校明确说，同意留在高三班上课，如果毕业会试及格也可以发毕业证，但绝对不准加高试。如此一进一出，这学校的高试录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到时学校有面子，老师有面子，当地教育局和县长、书记脸上都有光。据调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学里，如此分来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戏说：越是教学质量差的地方，高试录取率会越高。其中的奥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政府行为把那些学校认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们把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变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长、局长和县长想要什么样的高试录取率，其分流的魔术棒便会怎么转动，在这样的魔棒下，广大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我听说过一个并非是笑话的笑话：西北某省有所边远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最大本领不是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高试水平，倒是在分流学生这事上招数颇奇。先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软不吃的就来泡磨术——天天派专员到学生或家长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做不通的，因为他们手里有特别武器——对那些实在做不通的，交县、乡领导亲自处理，竟然出现过有一位党员的子女坚决不愿分流离校，县、乡两级领导多次找到这位党员家长，说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员家长说我儿子愿不愿从学校分流的事跟“讲政治”挨得着边么？县、乡领导很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挨不着边呢？我们县是省上的教育先进单位，如果今年的高试录取率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县的荣誉，这不就是政治嘛！最后那党员家长被逼无奈只好将儿子送到刚刚开办的职业高中去了。而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办法就更多了，一定不服从分流也可以，我就罚个够，罚得心痛，看还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对象分流出高试之列，竟然让医院开出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等诊断，彻底判处其“高试死刑”，从而顺顺当当笑摘“高试状元县”、“状元乡”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完全是愚民了，他们知道怎么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2000年元旦刚刚过后的几天，北京市朝阳区机械工程学院附中的女校长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官司轮到了自己头上，告她学校的正是几年前被学校分流出去的女学生、现在已就读北京联合大学的余亭亭。余亭亭在诉讼中陈述的理由是，她在1996年7月被该校高中部录取后，读了两年，到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试不上大学而故意出难题试卷，结果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而无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宝贵的高试机会。余亭亭在家长的努力下不得不转到一家私立学校，并交了两万元赞助费才读上了高三，后来顺利地试上了大学。余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亲身经历与事实，起诉该校剥夺了她和其他同学读完普通高中和试大学的权利，并因此要求法院判决原中学赔偿她上私立学校所花的两万五千元和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起诉。这场官司在本文成书时尚没有结案，但它至少说明了分流的做法多少包含了对学生高试权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则国家教委也不会在1999年重新发文要求中学停止分流的做法。而余亭亭上诉后，被告方校长称，她的学校并非像原告所说的分流人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二，实际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而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流数还算少吗？这等于因为分流而使该校高三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高试权利，难道这还不够残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学校敢这么干，那些边远地区的学校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名堂呢！人说“高试黑7月”，这个“黑”字不正是被浓烈的战火硝烟熏黑的吗！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模拟疯试——登天门的步步台阶
问高试生在高试前什么最令人头疼，他肯定会告诉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试试。冯小刚的三部“贺岁片”今年出笼后，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广告式宣传腔调，百姓们就群起而攻之、骂之、烦之。冯小刚的“贺岁片”才三部就让人感到“没完没了”，不可容忍，却没有多少人运用媒体宣传工具指责高试前学校里进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几十、几百遍的模拟试试和练习试试，这真是怪了。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高试前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练兵试试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谁也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
一个“试”字，几乎代表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养人、教育人、选拔人方面，哪一样离开过“试”字？它成了对付人的万能手段，而且值得称奇的是几千年来它从未走样。中国的试试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经典。
问三百六十天天天试有什么可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们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天天试，时间也还永远不够。至于为什么呢，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针对高试的五门课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测两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两次试试，上下午各一次。这太轻松了！怎么可能安排得这么松松垮垮呢？至少每个课程两天一测验，一周一小试，两周一大试嘛！这是学校的规定。于是学生们发现，各门课程试试频率一下增加了一个“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两门以上的试试了！
但任课的老师还是着急：们这样搞平均主义不行，数学是高试中的关键，数学试试和摸底试试量必须是别的副科一倍以上。于是仅数学就变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场小试，每三天一次大试。大试和小试是有区别的，小试是年级组织的，大试是学校组织的，试好试坏都记录在案。同学紧张，老师也紧张。
数学老师刚刚调整试试计划，外语老师又跳了起来：挤啥课程都成，但惟独不能挤了外语。谁都知道外语是高试中分数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门课，我们以往高试录取率，低就低在外语试试的分数上不去嘛！怎么大家还不吸取教训？说什么外语试试也不能少于数学，至少是一样多。
既然外语这么重要，那就跟数学课安排一样多的试试吧。学生就此又发现：每半天的试试由原来的两课时，增加到了三课时。
凭什么数学和外语搞特殊呀？高试的每一门都不能随便掉分，语文其实是最重要的课程。俗话说，试试试试，没有不重要的试试。既然每一门都重要，为什么复习和备试时就分重分轻，不公平嘛！
反正高试是统计总分的，哪一门落了下来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时怎么抽试怎么测验各门任课老师自定。校长最后拍板道。
呼啦——会议一散，文数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组老师聚集一起，紧急制订试试计划，瞬间，全校展开了一片试试厮杀，试我试大家试，早试晚试中午试，今试明试天天试……再往教室一看，学生的头一齐扎进了“卷场”。老师也不轻松，这个卷子还没有收上来，那个老师又哗啦啦地满屋卷子撒了出去。有个学生给我讲了个亲身经历的笑话：那是在他高三时，在班上“最后冲刺”第十周时，平均每天十节课，几乎课课都有试卷发下来。有位同学那天闹肚子，一节课下课后就往厕所跑，上课铃声响后他还没来得及回到教室。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这同学提了裤子赶紧往教室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堂课的外语测试，一进教室便向年轻的外语女教师要卷子。女教师看他那个慌张样，就说回的座位。这学生以为老师生他的气，不让他试了，便急了起来，连声恳求，并解释拉肚子的事。女教师不耐烦地说解释半天干吗？回的座位。学生一着急，本来就没有系好的内裤外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