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送他们两个，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乡到最近的南城边也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很长一段路没有公共汽车。我每天要很早起来，五点来钟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换两次车，再骑自行车在七点左右到校。约摸六点来钟，我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饭再带妻子出门，将她送到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让她好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之后我再蹬车上自己的单位。晚上也是这样，先把妻子接回来，再去车站接儿子，每天儿子们回来最晚，不会早于八点钟。我看着孩子很争气，他们从来不叫一声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猪窝，前面没有门挡，后面的窗没有玻璃，冬天刮风能钻进被窝，夏天最难受，蚊蝇到处都是，蚊帐根本不管用，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嘴巴有一厘米长、身子跟苍蝇那么大的蚊虫！我说我也没有见过，这只有在多少年没人住过的野棚草窝里才能见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了，可两个儿子不行，他们要做作业。冬天他们只能在猪棚的外面石板上做。你问有没有电灯？哪会有呢！是人家遗弃的猪棚，不会通水通电的。我们做饭靠的是煤炉，孩子看书做作业用的是油灯，一直是这样。冬天冷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大概我们在内蒙古呆的时间长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难了，猪棚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用过了，那虫子蚊蝇横行霸道，我们一家就成了它们袭击的对象。每天一早起来，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的，我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再新的蚊帐也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们……”
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四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经我手到底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古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十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国语学院，考了534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家庭的子女们特设的班，学生是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起码的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当她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里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问题。
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里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搬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一间十多平方米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一个我们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它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老高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十七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刷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就只能这么紧巴着过。因为我这辈子没啥可追求的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像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第五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苦命的知青父母（1）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真正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就为数更少。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中国一个特有的悲剧。
这或许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来越让人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国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那样表现出如此的狂热。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强化了以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的那种“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有。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嘛！”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分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档案，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就觉得社会对我们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动呢。”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学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特意天天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