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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下来，丈夫也觉得特别没劲，一到晚上我在里屋帮女儿学习，丈夫在外屋看电视也只能看‘无声’的，他爱看足球，有时电视没出声，而他的吵吵嚷嚷的叫唤声，气得女儿也直跟他吵。丈夫觉得再也忍无可忍了，说：好，你们在家，我一个人出去。他一赌气，还真的就开始常常晚上不回家。他不在家，我和女儿倒是清静多了，可我心里就有些不踏实，问丈夫干什么去了，他说到朋友家去玩了，我就不再追问了。但有一次他说到某某朋友家去玩了，第二天正好我碰上这个人，顺便打听了一下，人家说你家老陆已经有两年没上我那儿去过。这就使我心里犯嘀咕：他整晚不回家到哪儿去了？问他时，他则一脸不高兴，反问我：回家又能干什么？他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心想是啊，让他回家不是影响女儿学习就是折腾不成我反要吵架，与其这样，还不如‘放虎’自由吧！啥？你说我这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可能吧。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但当初处在两难中的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耽误女儿的一生前程！
“开始，丈夫也没有出格，我多少打听到一点，他要不就到附近的酒店坐坐，或者到某茶馆泡杯茶，跟人聊聊天而已，而且有一次还打电话约我让我出去。我说干什么呀，他说你只管出来，并告诉我在某某地方见面。我只好对女儿说了一声你爸让我跟他到一个商场买点东西，于是便火急火燎地跑大街上寻找他。人找到了，问他干什么。他指指身后西湖边一片幽静的大空地，说，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这儿干过什么事？黑乎乎的一片，我什么都没看见，就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而他不知哪来的情绪，一把就将我抱起，然后放倒在地上。
我急了，说你想干什么？他气喘嘘嘘地说想干我们以前在这儿干过的事，说完便动手扯我的裤子。我总算明白过来了，也想起了在谈恋爱时在这西湖边的草地上与他有过的浪漫。但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又紧张万分起来：‘这都什么年岁了，让人看到了多不好！’但我发觉他的力气比当年还要大，他很粗莽地将我压在底下，使我只能顺着他……就在这时，有人从另一端摇晃着手电走了过来。‘有人！有人来了！’我吓得拼命推开他，他则根本不当回事。后来……后来我们很狼狈地被人家巡视的保安人员审问了半天。他还跟人家吵了一顿，因为人家不相信我们是夫妻。人家说你们是夫妻的话用得着跑到外面来鬼混？这话我听了也不干呀！啥叫鬼混？我们是因为孩子考大学，又没有房子，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怎么说人家搞保安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一看事情闹僵了不好收拾，就低三下四地求人家了结了这桩‘冤案’，但从此丈夫跟我的关系再也热不起来了。他甚至骂我一点也不配合他，连面子都不给他，最后发展到几天不回家。
那时我女儿都快要高考了，我不能顾两头，只好尽量不去想他那头的事，一心帮助女儿跳过龙门这一关。你可不知道，高考前两个月，又遇上孩子病了一场，我这个当妈的可急坏了，差点命都给送了。那次为了给女儿买药去，心里还惦记着到书店去买一套你们北京出的‘四中名师’高考辅导材料，在穿马路时被小轿车撞得滚倒在路边，我以为这下完事了，没想到还好，只擦伤了些皮肉。女儿高考的日子里，她天天睡不着觉，我就得每天为她擦背按摩，白天为她接送做饭，等到她三天高考结束时，我也病倒在床起不来了。
“十几天后，当女儿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接到手的那天，她父亲毫无表情地回来了，当晚我们三人一起到馆子里庆贺了一番。第二天，女儿兴高采烈地向她的老师和同学转告喜讯出门了，她爸这时也把一份离婚协议书放到了我的面前，然后就出了门，临出门时他回了一下头，说：‘我们还是好说好散，女儿和家里的东西全归你。’我听后欲哭无泪，心想我到底哪一点做错了？我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答，于是只好面对现实。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拼命为女儿高考的事忙里忙外的时候，忍不住寂寞的他被另一个女人领回了家，他从那个女人那儿获得了我许多年不曾给予他的东西……”
见孙怡已经很难讲下去了，我便插话道：“要我看你们好像并没有到感情破裂的地步。”
“可我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呀！事到如今，你替我想想，我有什么错？或者说我有多大的错？是的，我作为妻子可能平日里没有满足他的欲求，但这并不是我有意的，孩子考大学是件大事，到了关键时刻，作为家长就得全力以赴帮助她上去，否则对得起孩子吗？那是孩子一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噢，就因为在这期间，或者说这几年里，我没有满足丈夫的要求，没有尽妻子应尽的‘责任’，男人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到外面寻求满足？你当作家是研究人学的吧？你给评评理，我到底错在哪里？”
孙怡逼我回答，可我觉得很不好回答。
其实在中国，由于家长们太看重子女的高考，所以，他们牺牲了自己许多本该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与情感，这种付出和代价，有时实在太昂贵了。孙怡女士是千千万万为子女上大学而自我牺牲的家长中的一位。她和她丈夫目前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现今每天回到家后的孙怡，感到特别的痛苦与忧愁，女儿上大学走了，丈夫也离她而去，本来拥挤不堪的小家，现在在她眼里成了空旷无边的一片沼泽和荒野，她觉得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不寒而栗……
第五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凯丽的崎岖路（1）
与孙怡相比，凯丽女士为了儿子上大学的事，其崎岖的路走得更长。
我跟她相识纯粹偶然。那是前年我赴加拿大访问。我乘的是加航飞机。因为我不懂英语，加航的乘务先生对我服务时便十分冷淡，到了就餐时间，随便塞给我一份什么牛排就算对付了。看着他与我斜对面一位会英文的中国女士有说有笑的情景，我不是一般地生气，因为那家伙有几次竟然跪在那女士面前为她服务！我心里骂那狗日的加籍乘务员就像一只苍蝇见了一堆牛屎那样讨好女人。女人也不是东西！我忍不住顺带恨起那个会说英语的中国女人。正在闭着眼睛的时候，“先生，怎么看您总吃牛排呀？”突然，那女人跟我说起了话。
在加航上能听到母语，我精神不由一振。是她呀！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看人家多有礼貌。
“惭愧，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所以人家欺负我呗！”我不好意思地坦言。
那女士笑了。她转头朝那一直向她献殷勤的加籍乘务员叽哩咕哩说了几句话后，我面前随即有人端来了一份热腾腾的中国饭菜。真是解馋。我笑着向那位女士表示感谢。
有了一个开头，便有了下面的很多话题。令我想不到的是，在那次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中，我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好素材。这是一个有关高考的另一类“天下父母心”的素材。
凯丽说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演《渴望》主角的女演员也叫“凯丽”。她这个名字是到了美国后才起的。她的真名叫桂芬，到了美国再用“桂芬”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好听也不易让人上口，于是她起了个美国式的“凯妮”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后来因为又回到中国做生意，显然让自己的同胞叫一声“凯妮”很别扭，所以她又把“妮”字改成了现在的“丽”，全称凯丽，反正这个土洋结合的名字在国内在国外都可以用。
像所有出国的中国女人都有传奇故事一样，凯丽也有一部自己的传奇故事。只是我没有料到的是，凯丽的故事能与我这部高考的作品有关。
“我原来在外经委工作。”凯丽把座位搬到了紧挨我的旁边后，将头后靠在椅背上，便开始讲述起她的故事来：当时下乡回城的同学们都羡慕我能进这个“肥差”的国家部门，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进这样的部门如果不精通业务不会外文，你照样吃不开，甚至有随时被开的可能。平时工作我除了比别人上班早下班晚中间多干些打扫办公室的事外，在大家的心目中仍然是被人瞧不起的角色。这我也算认了，反正我们那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可我不平的是我的孩子，他不能因为我而在别人瞧不起的目光下生存呀。
我的第一个爱人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回城后他爱好摄影，开始在首钢，后来因为今天参加摄影比赛明天跑到郊外抢个镜头，上班就没了规矩。后来他辞职自己开个“冲印彩扩”的小铺。他的心放在了摄影作品上，生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连自己买胶卷的钱都没有了。我们的儿子大了，初中毕业后上了25中，他是出钱进去的，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也得万把块钱。问题是不光这些，孩子平时吃穿都得花费，特别是进高中后他的学习有点吃力，每星期还得跑四中奔八中的给他“加餐”，这钱就花老了！我家里的那个“摄影家”自己不挣钱，每月还得从我这儿拿钱，有时参加一个摄影比赛、外出参加一个会议，一要就是千儿八百的，他们父子俩都要向我伸手。
我在外经委单位里是个吃死饭的人，我常对他们爷儿俩说，你们也得为我想想，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养你们俩大老爷们呀！孩子小，不太懂，可我的那个冤家他还是左边耳朵听右边耳朵就出去了。我急呀，孩子上了高中就等着上大学，没有钱的孩子有成绩也未必能上得了大学。我着急，急得常常一听到办公室的同事在议论儿女上学如何如何地花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