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穴封住了，大家献上鲜花。花朵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本来是经不起寒冷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吧。
而墓中人再也不怕冷了，那深深的洞穴啊！
今年清明前后，一直下小雨。我们在清明后一天来到墓地。没想到平常极清静的墓地如同闹市一般，人们在墓石间穿来穿去，不少人把放置在骨灰堂里的骨灰盒拿出来，摆在石桌上一起坐一会儿。天阴得很，雨丝若有若无，草都绿了。更显得有生气的是各个墓上摆了各种鲜花，有折枝，有盆花，有花篮和花圈，和灰色的天空成为强烈的对比。父母亲的邻墓有一座较高大的碑，刻了不少子孙的名字，似是兴旺人家。墓上摆了两个大花篮，紫色的绸带静静地从花篮上垂下来。一路走过去，我心里很不安，我们来晚了，带的花太少了！大石头前果然显得很空，但是我们马上发现，这里并不孤寂。
一束小小的二月兰放在墓志石上。这是一种弱小的野花，北京西郊几个园子里都很多。那么是有人来凭吊过了，是谁？是朋友？是学生？是读者？大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献上几枝花，小心地不碰着那二月兰。
我们在寂静中站着，敲石头的声音响着，很清脆。
我们的祈求是一致的，保佑平安。
学术基金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大学接受了冯友兰先生捐献的人民币五万元，设立了冯友兰学术基金。
数目小得可怜，心愿却大得不得了。
父亲在三十年代就提出要〃继往开来〃，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一生的使命。一九四六年他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文中有句云：〃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后来一再提出，〃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在三松堂寓所书房壁上，挂了他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平生之志向，下联是追求之境界。
父亲希望有更多青年学子加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行列。所以就要以基金为基础，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父亲最关心哲学，但不限于哲学。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十八年，清华文学院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文科学府，至今为学者们所怀念。父亲曾说，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清华的那一段日子。
又因为西南联大老校友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用加币在北大哲学系设立了冯友兰奖学金，已经数年，对哲学系就不必再有偏向。
当我把款项交出去时，颇有轻松之感。〃又办完一件事。〃我心里在告禀。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惟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河南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北大校园电视校内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父亲的画像，那样泰然，那样慈祥。他看着我，似乎说：〃你又办完一件事，可你的《野葫芦引》呢？〃
《野葫芦引》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父亲一直关心的。可我不争气，写完第一卷《南渡记》，一停就是四年。还不知道下一个野葫芦在哪里。
原载1993年1月16日《联合报》
风庐茶事三松堂岁暮二三事（1）
铁箫人语题记
我家有一支铁箫。
那是真正的铁箫。一段顽铁，凿有七孔，拿着十分沉重，吹着却易发声。声音较竹箫厚实，悠远，如同哀怨的呜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听的人大概很难想象这声音发自一段顽铁。
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铁不能弯，箫声曲折。顽铁自有了比干七窍之心，便将美好的声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阴与竹影中飘荡，透入人的躯壳，然后把躯壳抛开了。
哦，还有个吹箫人呢，那吹箫人，在哪里？祈祷和平
世上有些事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想留也留不住。有些事如高山大川定在生命之中，想绕也绕不开。该忘记的事很多，不能忘记的事很少，至于永远不能忘记的，则少之又少了。可是它是那样巨大，那样沉重，人遇上了，便是一辈子的事。
八年抗日战争的苦和恨是渗透在我们全民族的血液中的。我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但战争的阴影覆盖了我的少年时代。我想一个人经历过战争和没有经历过，是很不一样的。在成长时期经历和已是成人的经历，也很不一样。
八年抗战，七年在昆明。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代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时代的运动。
人已渐老，过去的朋友、同学稍有暇相聚。几个中学同学叙旧时，回忆起那段日子。一个说，最初听见警报响，腿都软了，明知该跟着大人走，就是迈不开步，后来渐渐习惯。看来人什么都能习惯。一个说，当时我们的高射炮火力太弱了，敌机低飞投弹，连驾驶员都可以清楚看见，我看见敌人在笑！真的，刽子手在笑！一个说，因为飞得低，他们用机枪扫射地上的无辜百姓，瞄准了扫射，肆无忌惮地扫射，笑着扫射！
我们相望着，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当时后方各大城市无不遭受惨毒的轰炸，比较说来，昆明受到的轰炸还不算太凶狠。我想这和当时敌人的力量有关。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有能力，它会把炸弹从早到晚倾泻在美丽的昆明坝。昆明在轰炸中遇难的人数我不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有一次激烈的空袭，只那一次便有百人之多。西南联大有数名学生遇难。他们辗转逃难，前来求学，却化作他乡之鬼。设于西仓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后园曾中弹，一名老校工当场死去。那园中有几株腊梅树，我不知是否把他葬在腊梅树下。
那时轰炸目标不只是城市，连郊外田野也是目标。因为田野上有人，因为侵略者想杀人！南京大屠杀还不过瘾，对零星的人群也不放过。
我原籍河南唐河县。冯氏是大族，有许多认不得的本家。同曾祖的兄弟姐妹，男十六人，女十六人。我行九，人称九姐九妹九姑九姨。和我年龄相仿的八姐、十妹，便在一次轰炸中丧生。当时十二弟和她们在一起，正走过田野，要到树林中去躲藏，他摔了一跤，慢了几步。敌机忽然到了头顶，追逐着人群，用机枪扫射！他亲眼见她们和别的乡民们一起倒下来，倒在血泊中，离他不过五十米，亲眼见族人们把她们抬到小河岸上，亲眼见她们的父亲（弄不清是几伯几叔）守着她们，直到天黑。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们，她们当时大概也只有十来岁。知道这一消息时，我忽然觉得前后都空落落的。我这个〃九〃还在人间，〃八〃和〃十〃都被杀死了，杀死在自己家门外的土地上！
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除了轰炸，八年中最大的威胁是疾病。那时患病当然不是〃丫环扶着到阶下看秋海棠〃的情景。疾病给人的折磨是残酷的，患病的日子是难熬的。生病而缺医少药，营养差，休息不够，便敌不过病魔，退却了，再要翻身，又需要更多的时日。俗话说〃贫病交加〃，其状极惨。我们还不能说是到了这一步。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有父亲工作的学校，有同事，有朋友，有云南老百姓。我们还有一定要胜利的精神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了每一个自己，我们不能死！
我们活着，亲眼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我应邀访问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正遇见二战老兵游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一年并不是逢五逢十。他们和儿子、孙子一起，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精神抖擞。我又看见许多地方都立有纪念碑，写着〃不要忘记〃。回来后，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要忘记》。中国人已经忘记得太多了。
待到记忆之井全部干涸，是追悔无及的。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记忆留给后人。
每一年七八月间，我都有一个念头，举行一次烛光晚会，继之以游行，以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悼念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戮和在苦难中丧生的我无辜同胞，以及全世界为和平献身的人们。
风庐茶事三松堂岁暮二三事（2）
到时候我可能走不动了，便是坐轮椅，我也要去参加。
为了和平，为了未来。
写下以上的文字时，老实说，我心中充满了悲痛，仇恨占的地位不多。我愿意相信古代哲学家张载的话：〃仇必和而解〃，人民之间永远是友好的。我曾经在飞机上看见云雾堆拥的富士山，心想那里一定是极美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一定是善良的，和我们相了解的民族。在富士山下，有川端康成的小说，有东山魁夷的画……
六十年代初，日本女作家深尾须磨子来访，中国作家协会派我陪同。深尾二十七岁寡居，三十年过去了，她见到铁路员工的制服时，向我介绍，她的丈夫是在铁路做事的。她的深情令我感动。八十年代，近代史研究者后藤延子治学的认真态度，令我敬重。《三松堂自序》日译者吾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