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江青〃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需〃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我爱燕园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2）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订正》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我爱燕园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1）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捡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地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