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5-霞落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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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5-霞落燕园-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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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江青〃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需〃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我爱燕园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2)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订正》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我爱燕园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1)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捡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地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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