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基本上没睡，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了大半宿。
本山离开学校那天，我们一直送出去很远，眼泪就在我们的眼圈里打转转。本山回过头来，摆着手说：“拜拜、拜拜、拜拜了！”又像哭又像笑。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本山的嬉闹和恶作剧，没有了本山的日子，班里的空气一下子像是凝固了一样，死气沉沉，特别不习惯。日子过得像是没放盐的汤，寡淡无味。
缺了本山这个人，我家里的气氛也变了。妈整天心里空落落的，愁眉不展，还经常和我们发脾气。最苦的还是我，像丢了魂儿似的。以往我们上学天天在一块走，有说有笑，扯扯闹闹。本山一走，剩下我们几个上学时都无精打采，没有了往日的快乐。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当你拥有快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的重要。
妈惦记着本山，让我去看看他。星期天，我走了七、八里的山路，来到公社所在地，见到了正在排练的本山。本山见到我，像离别了多年似的，一下子把我抱住。
“今儿个咋没上学？”他问。
“今儿个是礼拜天。”我说。
“哟，我不上学了，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
看着我俩的亲热劲儿，有人就问我是谁。本山自豪地说：“这是我干妈的儿子，我的好同学李兴华。”
排练的间歇，本山问这问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干妈。
那天，我在文艺队和本山一起吃的是“工作餐”，大饼子、白菜汤。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他自己挣来的，所以我们吃得很香。
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地常去看望他，带着家人的嘱托和思念，还有吃的、穿的。
本山是个让人想的人。
第二章 艰难谋生回乡务农
1977年，公社文艺队解散。本山背着行李卷，回到了莲花六队石嘴子沟。大树倒了，那个飞到了大树上的“鸭子”，不得不又落在了地上。虽说在公社文艺队里谈不上吃香的喝辣的，过得也是寝食无忧的神仙般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社会的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山原来的旧房子，被二哥扒掉盖起了新房。本山没地方住，只好把行李背到了生产队
队部。队部是个三间的海青房，一间是灶间，另外两间相通，是住人的。住人的屋子里有南北两铺大炕，由一条小窄炕连在一起，这是东北民居最典型的格局。南北炕的长度各有十来米长，开会的时候，上面坐满了人。冬闲的时候戏班子或者说书的来了，就在小炕边搭个台子，就成了剧场。
队部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了，棚顶常年烟熏火燎得已经成了黑色，灰吊垂下来老长；炕上铺的席子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色彩，破了的地方用新秸杆一补，反倒更难看。
炕头上已经有了一个行李，那是饲养员于水林的。老于对本山的到来很是欢迎，因为他可以有个说话唠嗑的人了。
本山在队部住下，自己立了伙。吃住的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队长冯德海看了看本山，说：“瞅你这瘦样，能干得了活儿吗？”
本山说：“我干干试试吧。”
就这样，本山开始参加了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了一位正式的农民。他在队里干了不到一年，却正好经历了春种到秋收整个一个生产周期。
那时候生产队的劳动是马拉松式的，一年到头不得闲，但是效率特别低。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惰性，出工不出力。光种地就得一个多月，前面的小苗已经出来了，后面的还没种完。出了苗以后，铲地也得一个多月。
到了七月份，就“挂锄”了，社员们又得积肥，起猪圈、牛圈、打蒿草压绿肥，一忙又是一个多月。紧接着秋天就到了，开始了最累人的秋收。就这样，一年干到头儿，也只是把口粮挣回家，填饱肚子。这还算不错的，有些不好的生产队连口粮都挣不回来。
常年的营养不良，使本山的身体很瘦弱。加上他刚从文艺队回来，对农活基本不熟悉，干起活儿来很不顺手。铲地的时候踩苗，割地的时候也跟不上趟。
本山的活儿虽然干得一般，但是社员们并不在意，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干活儿，原因嘛，还是那张嘴。本山干活儿的时候，嘴从不闲着，俏皮话、嘎古嗑成天不断，把人笑得弯腰岔气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就难免影响一点干活儿的进度。
队长冯德海责怪本山，让他以后不要这样。本山和冯德海是屯亲，管他叫大舅。他说：“大舅，我板不住，习惯了。但我尽量少说话。”
值得庆幸的是，本山只干了不到一年的活儿，如果再让他干几年的话，被管成一个哑巴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就可能失去一个笑星。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的大舅冯队长，要怪只怪那个大锅饭的体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个人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个固定的地域之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你当了工人，那你就在这个厂子干一辈子，直到退休。你是个农民，那你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一辈子地球，一直到死。本山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人才流动的政策，否则的话，他今天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本山这条被困在小溪里的龙，等待着重返大海的日子，尽管这一天遥遥无期。样板戏《沙家浜》里有一场戏叫“坚持”，其中一句道白是这样说的：“往往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回乡务农的这段时间，是本山一生中比较灰暗的时光，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了那一个个难熬的日子。但是，不管是小时候的孤苦伶仃，还是成年以后的失意，他都能够从容地接受，我从来都没听本山抱怨过谁，这大概是构成本山人格力量的一大特质吧。本山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念念不忘。而对于那些有负于他，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他却一笑了之。这是做人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啊。
命运对本山并不公平，让他从小就饱受了人世间的诸多苦难；同时命运也是最公平的，使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哭它就会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会对你笑”。这话好像说的就是本山。
第二章 艰难谋生剧团轶事
本山在生产队里“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种地、铲地、割地、放牛、养鹿等等，切身体验了劳动的艰苦与快乐。
1979年，公社文艺队又重新成立，不过这已经不叫文艺队，叫“曲艺团”了。本山又被召回了曲艺团，又操起了他所喜爱的演艺事业。
本山初到剧团的时候是团里年龄最小的，还算不上是正式演员，管吃管住，没有工资，本山已经非常知足了。刚来的时候，本山也经过了简单的考试：队长王永和问他会什么？他说会吹唢呐。王永和就让他吹了段《东方红》。又问还会啥，他说会拉二胡。王队长让他拉一段，也是《东方红》，水平一般。根据他的条件，王队长安排他去说相声。结果上台一演，效果还不错，很有台缘（受欢迎）。王队长又让本山学唱二人转，他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看春苗》，和沈阳的知青王青英一同表演的。这期间，本山真正学习了一些二人转的基本功，包括唱腔、说口、表演、耍手绢等。
虽然这只是个乡级的曲艺团，但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演员们没事的时候就研究、琢磨表演的技巧，这对演员们的提高极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剧团聚集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一些沈阳或开原下放的知青都是剧团的主力，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剧团的层次。这些有才华的知青不仅对剧团产生了影响，也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本山学到了很多东西。张海涛的二胡拉得相当好，《赛马》、《江河水》、《骏马奔驰保边疆》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本山没事的时候就偷偷地学，偷偷地练，演奏水平明显地提高。沈阳下放的郑奇原是本山的老师，这时候也调到乡曲艺团当编剧，是对本山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一。
剧团的副团长田子材是个唱二人转的老艺人，对二人转艺术非常精通。在他的影响和教授下，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二人转的唱腔和表演，人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嗽”。由于本山的聪明好学，此时的本山已经从一个“学徒”逐渐成了台柱子，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表演的《包公赔情》、《包公断后》等，都是保留节目，很受欢迎。
在剧团，本山主要是表演二人转，但是其它的剧目他也都在行，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还救了场。有一回在保安演出的时候，演拉场戏《二大妈探病》里老太太的邓淑清病了，没法演出，小剧团又没有替补演员。这时候本山站出来说：“我演。”大家知道本山并没学过这个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他上了。本山装扮成老太太上场了，开始还挺顺利，没上台的演员帮他提台词。后来演员都上场了，没人再给他提台词，本山就根据剧情自己发挥。这一来就乱了套了，别人没有准备，就只好瞎扯一气。词扯远了再往回拉，乐队也跟不上了。由于大家平时在一起，有一种默契，观众愣是没看出破绽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累得不行，也乐得不行，晚上饭都忘了吃。这大概是本山第一次出演老太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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