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自1998年3月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以来,每年都要率团出访数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2004年12月6日至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表团访问日本,赵启正任团长,我任副团长。这是在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麻烦的情况下,为促进两国有关方面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次重要访问。此行经历,令我获益匪浅。在《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和《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两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启正嘱我为之作序,我便不由得想起这次难忘的访日之行。为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启正的智慧与风采,故追记此次访日的几个片段,以为序。
一、富士山下的夜晚
抵日第二天傍晚,在紧张的拜访座谈之后,王毅大使邀请我们去看富士山。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我几次来日本,但一直没有机会走到它的近前。
到达山下住地时,太阳已经西落。收拾完行李,启正、王毅和我对坐窗前,窗外是一片染上秋色的树林,林子的边际就是高耸入云的富士山,夕阳把整个山体映得通红,山顶的堆雪闪耀着金色的光芒,飘在山腰的云带在夕阳的折射下忽隐忽现。只是,在周围辽阔的原野衬托下,富士山多少显得有些孤寂。
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我们开始议论起白天的会谈。当天上午,我们在东京会见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杉田亮毅、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中午与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共进午餐,下午在总理官邸会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自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在会见中,大家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如何打破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僵局。杉田先生是长崎人,亲身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悲剧,他说:“应该让日本人到中国的纪念馆去看看,这种做法比在教科书上学习要来得更加深刻。”七十多岁的野田毅显然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轻人不知道那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如果美国总统每年去参拜在长崎扔原子弹的美国兵,日本人能不反对吗?”细田博之也说,“1980年我36岁时,开始从事与中国的经贸工作,深刻体会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含义。”这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在日本,中日友好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
吃完晚饭,夜色已遮住富士山的身影。启正召集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讨论他接受TBS电视台访谈的细节。与启正共事四年,这是我第一次与他一起出差。平时印象,启正是个粗线条的人,说话快言快语,为人随和,衣着随意,他办公室的桌子、沙发、茶几上几乎堆满了各种书刊,也从没见他整理过。但此时,他却表现得格外细致。对访谈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他一一做成卡片,把我们当作观众,演示回答时的论据、论点、用词、语气,请大家评头论足。
启正曾从事核物理学工作二十多年,用他自己常说的话,搞外宣是“半路出家”。其实,他正是得益于自然科学工作的习惯,勤于积累数据、积累文献。他在对外交流中,往往能用朴素简单的语言,把事说清,把理说透,使外国人能听得进去,听得明白。尽管这次访日前,在国内已作了充分准备,但是根据白天与日方交流的情况,启正又引导大家对一些问题再作深入讨论。他反复说,这次来日本交流,既要充分表达我们的观点,又要入情入理,让日本普通民众能够接受。凑着昏暗的灯光,启正认真记录着大家的意见,一遍一遍地推敲,直到深夜。
天刚蒙蒙亮,王毅大使就叫醒大家看日出。我们走上楼顶的阳台,清新的空气中透着秋末冬初的寒气,极目远眺,辽阔的原野里升腾着一层水雾,托着新出的朝阳依在富士山旁。朝霞里的富士山映衬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那么雅致和清秀。迎着朝阳,我们向东京出发了。
二、与国会议员座谈
接下来的访问异常紧张,我们的车队每天从早到晚在东京往返穿梭。看着东京街头幢幢崭新的建筑,使人感到日本经济确实开始复苏了。
三天里,我们先后拜访了日本外相町村孝信、经团联会长奥田硕、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以及共同社、时事社、朝日新闻社、日本放送协会(NHK)、朝日电视、东京放送协会(TBS)等日本主流媒体负责人。启正在担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曾与这些人多次会面,从一些人见到启正时兴奋地拥抱的神情看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会谈中,启正坦率地对他们说,小泉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中国罪行累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参拜表示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这不能用所谓的日本文化传统去辩解,更不能说中国干涉日本内政。
9日上午,我们在新大谷饭店举行座谈会,邀请15位日本青年政治家以“促进中日友好”为题交换意见。这些青年政治家大都三四十岁,分别来自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都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
大家围坐在宽大的会议桌两侧,桌上几盆插花,姹紫嫣红,为会场增添了柔和的气氛。出身政治家世家的自民党议员林芳正首先发言:“目前的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最近有一种说法,‘政冷’已经影响‘经热’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特别提到把日本与德国相比,但是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德国是怎么做的。”林芳正发言后,各位议员陆续作了简短的发言,态度友好但气氛略显严肃。这时,启正以轻松的语气接过一位议员的话题,说:“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友好对双方有利。比如,日本历史上有很多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带回了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的文字就受到中国汉字的影响,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又从日本吸收了很多文化成果。比如,汉语中的俱乐部、混凝土、物理学、化学、干部、立场等等词汇,都来源于日语。上世纪初曾有人统计,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汇有900多个。还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都曾在日本学习,从这里吸收了民主的思想……”启正的一番话,一下子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会场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启正的确是善于沟通的演说家,他总能在双方的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在距离之间找到桥梁,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他也能轻松幽默地表达;即使是尖锐的挑衅,他也能使其为我所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启正正在德国举办柏林亚太周活动,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汇报工作,他告诉我,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德国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表示了对美国的同情,但中国的年轻人却在互联网上幸灾乐祸,请问是否有这种现象?他回答说:“我本人在上海工作时,建造了一座和纽约世贸中心几乎一样高的金茂大厦。金茂大厦在设计、管理方面与世贸中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它失去了一位好姐妹。至于你说到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反应,我想中国人口很多,在网上表达这种情绪的人不会超过千分之一。他们显然是联系到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事件,因此这只是他们一时的情感宣泄,不是哲学的思考,而你们德国人是有哲学传统的民族。”我问启正,德国记者什么反应,他轻松地说,“他们都笑了”,说完他自己在电话那头也大声笑了起来。
为了这次与日本青年政治家的座谈,我们作了详细的准备。启正手里拿着一摞卡片,记录着在网上查找到的各位议员的简历、爱好等资料,因此每位议员发言,启正都能对上话,显得亲切自然。共产党议员小池晃赞叹道:“赵先生到底是一个广报大臣,我听了你的话十分敬佩。你对日中关系的担忧,我能理解。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事实,日本应该在承认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开展外交。”
在相互信任的氛围里,赵启正坦率地阐明了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对当代日本人,我们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江户的账不能让长崎来还’”,启正信手拈来一句日本成语,“但日本方面有人一再触动旧伤,中国人是很痛的。中国人对战争历史很敏感,我们并非鼓励仇恨,只是为了警惕今天和未来。中国人在别的问题上看法也许多种多样,但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赵启正接着说,“中国在近代约有100多年的时间是贫穷、虚弱和受欺凌的。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2亿银元,这是当时中国两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多的财政收入。大家可以想像,一个国家两年没有一分钱的财政收入会是什么局面?而日本用赔款发展了工业,改进了教育。日本孩子的教育普及了,而中国孩子失学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中国失败了,又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中国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一年一年分期给。后来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提出,没赔的钱就不要了,美国还把一部分钱用于中国教育,一部分钱建了大学,其他六国也响应了美国。但惟独贵国没有少要分文。中国电影电视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关于八国联军的也有一些,但关于日本侵略的最多,这是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仇恨不能遗传,历史却不能遗忘,过去的贫弱不能重复。”
启正说完,会场宁静了片刻。一位议员用缓慢的语调说,“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些历史。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同的。”
座谈大大超出了预定的时间,休息片刻,服务员端上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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