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开车边想，农民的日常疾苦往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和感悟。他们适应自然的能力远比都市人强出百倍。然而最可贵的是他们面对艰苦的劳作和自然灾害及人生的诸种不幸时却很少怨天尤人，这种看似简单，却包含深刻人生哲理的处世态度从何而来呢？他们那身处困境却又不主动向“现代化”汽车求援的漠然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长时间挥之不去。
暴风雨依然肆虐。我在通过一个临近河床的十几米的土坡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上涨的河水的冲刷，土坡的底部已被“掏空”，加上连日来土坡遭受雨水的浸泡，土质完全酥松。当我驾着“切诺基”刚刚爬上坡顶时，土坡连着路基顷刻间整体沉降。突然的失重，视力产生错觉，仿佛大地要颠覆了一样，我的心腾地提到嗓子眼儿，那种惊惧的感觉，绝不亚于遭遇大地震。眨眼的工夫，我和车已落到四五米外的河床边，塌方面积达二十几米。万幸的是，车体虽倾斜，但并未底朝天地翻入汹涌的河流中。右后车轮已浸在河水中，我以最快的连续动作，欲使车辆尽快脱离坡底。然而一切都徒劳，松软的土质混合上雨水与河水，立刻变成了稀泥，不要说是四轮驱动，就是十六轮驱动现在也只能望车兴叹了。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那雨水如同雨帘，猛到什么都看不见了。这雨简直就不是雨柱，而是天国打开了闸门，把天河倾注到人间。老天爷，真的要和我过不去了。眼看着河水在缓慢地上涨，照这样下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切诺基”被洪水冲走，我本能地跳出车外。
我站在河沿上，任凭雨水抽打在脸上、身上，两手下垂，双腿发软，呆呆地看着爱车，一筹莫展。
不知何时，那辆从泥坑中“爬”上来的手扶拖拉机已来到身后。大家虽什么都没说，但两位彝族兄弟已知道该如何做了。他们接上我的拖车绳，但不够长度，就取下各自包头的长布帕合成一股接到拖拉机上，我们开始第一次冲坡。显然，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结果是：纹丝不动。再来一次！头帕布断成两截。
他们还是什么话也没有，丢下拖拉机奔向雨雾中……
很快，他们带来了两辆拖拉机、钢丝绳和更多的同胞。同时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上游的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一旦山洪暴发，这里将变成河床底部……人们迅速地，七手八脚地一阵忙活，拖拉机连着拖拉机，再连着“切诺基”，人们齐心协力地开始新一轮冲击，推的推，拉的拉。“切诺基”好像是累昏的憨熊赖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车的离合器已发出难闻的气味，河水仍在不断上涨，已淹没右后车轮。我心急如焚。村里的老乡仍在不断地增援，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竟拉来了三头健壮的耕牛（显然是没有拖拉机了）！结果，套在犍牛肩上的绳索接系到车下的前桥上，随着牛主一声豪吼，手中的皮鞭重重地落在了牛那厚实的臀部上。顿时，三头犍牛头一低，肩一耸，四腿同时发力，所有在现场能发挥的力量全用在了“切诺基”的身上，当然也包括意念之力。这下可真的起了作用，上上下下不动则已，一动百动。瞬间，我感到“切诺基”的轮子有了抓力，加上巨大的拉动，我和车一转眼离开了险滩，爬上路基。我在车中兴奋得大声喊叫，像是疯了似的。而彝族同胞们却站立在雨中，只是淡淡的表情。他们既没有雀跃，更没有动人的欢呼，相形之下我狂癫而欣喜的嘴脸显得非常滑稽可笑。我慌忙拿出兰坪县副县长赠送的“兰坪醇”白酒款待浑身湿透的彝族同胞，以此遮掩一下自己的窘态。他们静静地喝下暖身子的烧酒，仍没有多少言语，表情依然漠然而平和。没多时，汽车沉陷的地方，已被奔流的河水淹没。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雨，终于停下了，一场无声的紧急抢险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有的村民已陆续默默地往回走，我用感激的眼光目送着他们和那三头身挨数鞭的犍牛。那两位先前就熟悉的兄弟，拉着我的手说：“到我们金竹寨子歇息吧！”我清楚地记住了“金竹彝族村寨”这个名字。
是的，如果没有彝族兄弟，“中国行”的“切诺基”恐怕早就成了“落汤鸡（基）”了。当我拿出一些现金表示答谢时，却被平淡的微笑和那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拒绝。
他们说：“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很久以后，我才真正领悟这句话背后的深刻含义。
第三部分羌族奇景—“碉楼”
从云南到达四川省汶川县，已是1999年的8月，寻访羌族是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说起羌族，还是古老神秘的民居碉楼最令人神往，它那充满羌族人的无穷智慧的创造，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山外的人前来寻踪它背后的传奇。
羌族人口十九万之多，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自治州，古羌人原是生活在长城以北的广大草原上，是标准的游牧民族。大约在秦汉时期，羌人向南迁移至现在的岷江河谷地带，我要去的羌峰古寨就是其后裔中小小的一支。从草原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到河谷地带，过着半农半牧、依碉楼而居的生活，那是民族生存的一种历史性选择。
《后汉书·西南夷传》有这样的记载：羌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尺，谓“笼”。“笼”指的就是古民宅——碉楼。它们形状各异，有四角、六角和八角等造型。
我在县文化馆汪馆长（羌族人）的陪同下去一个距县城二十多公里的羌峰村。我们越过一座五十年代建造在岷江上的铁索桥，沿着破烂不堪的山路逆坡而上，去拜谒我心目中的“战碉之国”。
转过一个山弯，在迎面的山坡上如城市中大工厂的烟囱一样高高耸立的古碉楼群立刻闯入我的视野。汪馆长说：这就是羌峰寨子。
整个寨子坐落在一个大的山坳里，四周青山环抱，松竹葱茏。寨子利用自然缓坡，自上而下，犹如一个巨大的立体堡垒。寨内有九十多户人家，八百多人。由于建碉楼的石料都是就地取材，所以远远望去，古碉群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像一座座天然雕塑，错落地掩映在峻峭而挺拔的褐绿色山峦之中。
吉普车只能停在寨前的一片空地上，我背上所有的“武器”，准备“进攻”战碉林立的羌峰寨。
羌峰古碉高低不一，有十米、二十米的，有的高达三四十米。依山势而建，分布在寨子的各个角落，看上去结构严谨，错落有致。挺拔的碉楼如鹤立鸡群般傲然屹立在寨子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位我交替地按动着身上的各种相机快门，生怕漏掉任何绝佳的视角。汪馆长讲，那些年毁掉不少的碉楼来兴修水利、筑堤坝、造田地，不然的话，现在留下的古碉还要多。
关于羌峰古碉群的起源，现代人都已说不太清了，但至少比记载的要早。这种民居建筑的形式是与历史上羌民族生存环境的危险、艰难有关系的。为了防范和抵御异族人的袭击和侵占，卫护自己的安定生活，羌族人便设计了这样的建筑模式。显然，碉楼是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发展的（以防御、保卫家园为主的战争）。汪馆长介绍到：碉楼根据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功用，共分为家碉、寨碉、阻击碉、烽火碉四种。
家碉在羌峰寨最为普遍，多修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并与住房紧密相连，一旦战事爆发，即可发挥堡垒的作用。古时，羌峰寨还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谁家若生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同时要埋一块铁在建碉的地基下，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碉楼，还要把埋藏的那块铁拿出来锻打一番。直到孩子长到十八岁，碉楼才封顶。在为孩子举行成人礼仪式时，将那块锻打了十八年的铁制成锋利的钢刀送给他。在当时，如果谁家没有家碉，那儿子连媳妇都娶不到。可见羌族的建碉风气早已深入人心。寨碉通常是一寨之主的指挥碉（也常祭拜祖先用）。阻击碉一般建在寨子的要隘处，起到“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烽火碉多在高处，是寨与寨之间传递信号用的，同时也能用于作战。
置上，气势雄伟，坚如磐石。屋顶上晒着一串串鲜红的辣椒，分外耀眼。羌峰寨建设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有石、泥、木、麻等。他们将麦秸秆、青稞秆和麻秆用刀剁成寸长，按比例与黄泥搅拌成糊状，便可层层错缝粘砌选好的石料。它那金字塔式的造型结构决定了它稳如泰山般的坚固，加上精湛的工艺，坚固耐腐的材料，素有“百年碉不倒”之说。即使在冷兵器的年代里，用火炮轰也难以伤它筋骨。一般建一座军事碉楼至少耗时两到三年。
每座碉楼的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活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攻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碉门十分矮小，成人也须躬身出入，门板坚实厚重，亦有多道带机关的门闩（木制门锁）。碉内分有若干层，每层都有碉窗（用作近距离作战时投掷巨石打击敌人）和枪眼。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敌在明，我在暗，以守代攻，游刃有余。
这且不说，当江馆长带我走进古碉内部时，更让我惊异不已的是，全寨的碉楼和民居住宅户户相连，家家相通，粮仓、草房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且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供水系统和排污水槽，内部纵横交错的通道网络，将整个寨子连成一个整体，即使是攻兵围寨一年半载，寨内的羌民照样能自在地生活。其构思之精巧，设计之周到，工程之浩大，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碉楼是羌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古羌文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