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这样了。我几次不答理她之后，她误以为我突然得了哑巴症（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情形）。一开始，逢人便说“这人栖惶得很（可怜的意思），不会说话了，是个哑巴子”。因为我是记录而不是采访，“介入并不参与”，这是必须遵循的记录手法。
但这天的特殊情况，我却无法遵循这个规矩。当我全神贯注地拍摄时，镜头中的库淑兰在炉灶前一下子起不来了。此时她老伴不在屋里，库将手伸向我求助，口中自语道，“昨黑来把我跌嘎子，腰不得动弹，哼！哼！把我吊嘎子（拉一把）！”我右手把着摄像机，左手伸向她的手……库淑兰的腰明显活动受限，锅里的水已烧开，她要把一笼凉馍端进深深的锅里，可她端到锅沿，又无法弯腰放下去，她的腰跌伤了，库淑兰慢慢走来，拉着我的手示意我帮她将笼箅放进锅里……
接着，她拿来大葱，操起一尺来长的菜刀，慢慢地跪在案板前开始一刀一刀地切葱丝。这种动作无疑缓解了腰痛，又能完成她不得不为之的家务活，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娴熟，显然，她经常采取这个姿势。
她的老伴从外面回来了。库淑兰已将早饭做好放在一个木制托盘里端上了土炕，有热腾腾的大馍、辣酱和一盘醋拌葱丝，像是招待客人一样伺候老伴享用，这是库淑兰一辈子都在得正旺，映得她满脸火红。履行的妇道和规矩。她曾对我说，“我生下娃，在炕上坐三天，就下地给外（指老汉）做饭哩，外脾气不好，一天把我打六回子。”即便现在是上了八十岁的高龄，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伺候着老伴。
随后，她没有吃饭就拿起了拐杖，迈动着小脚，东倒西歪地走出了家门，有几次险些摔倒在路上。她来到村医务室，一连吃下两粒止痛药。一村民说，“耶（她）经常吃这药，不然就动不了，耶老汉（指老伴）就没饭吃。”
吃完止痛药回到家里的库淑兰，肢体活动自由了许多。爬上炕，拉开小桌子，摆出剪刀、色纸、面浆，开始进入创作的状态。此时的她，似乎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一切不复存在，专注的神情，早已把一切抛到脑后，创作使她变得心醉神迷，剪贴到得意时，她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地哼唱起来：
正月里，二月二，
我到菜园里，菜园有棵空空树。
空空树，树空空，空空树内一窝蜂。
蜂螫我，我遮蜂，蜂把我螫哩虚腾腾。
她偶尔会发现我的存在，但只是瞟上我一眼，就又回到了她迷狂状态之中。
在连续拍摄中，我发现库淑兰在创作每幅作品时，从不打草稿，信手剪来，随手贴上，那丰满的构图，质朴动人的造型，绚丽而又统一的色彩运用，总是如托神之手，怎么贴剪都显得得体好看，活脱脱，鲜灵灵。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杨学芹在《库淑兰的艺术》一文中这样评述她的作品：“在主题人物身上，由弧形、钩形的对称线条支撑头饰花冠，躯体身边给人以粗壮有力的壮美感。而由黑色弧线勾勒的圆脸，弯月式的长眉毛，大眼睛与红鼻子，深红嘴唇，黄色眼白，黑眼珠相对比，相谐调，面目丰满，五官紧凑，双眉间多加大红色的智慧点，于是人物犹如注入了灵气，赋予了生命，显得雍容娴静，神采照人。”
连续的跟踪记录，使我了解了一位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和生活中真实的库淑兰。她首先是一位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位勤劳、精灵、受尽贫寒与多次丧子打击的善良农妇。她具有西北农家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同时也兼备农妇所有的世俗与局限。库是一个比当地任何人都真实而又富灵性的农妇。然而，正是她拥有如此真实的人生，她的灵魂才一刻都未屈服过现实生活的严酷打击。她的不凡之处，是为自己寻到了一个物质之外的精神世界。
任何苦难的经历，都能在她的精神世界中找到美丽的归宿，这是她作为一个普通生命个体的最高明、最具积极意义的亮点。十几年前，她竟在一次“意外”的坠崖之后创造性地升华成了“剪花娘子”的化身。这种超凡脱俗的创造，使她不仅“征服”了乡邻，使之“祛病”的“巫术”更趋异乎寻常的力量。同时，她还用她的作品从根本上征服了所有关注她的学者、专家，他们用更高的理论方法进一步论证并渲染了她的创造，这种卓越与非凡构建了她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其人格的力量早已超然物外。这就是我眼中最真实、最了不起的库淑兰。
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失误。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造成珍贵的民间艺术品大量流失和灭绝，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上层主流文化中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来，无须代价和负责任，以满足美饰主流文化的某种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民间文化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作者姓名及详细出处）。这显然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作者的不公正的态度。
库淑兰，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民间艺人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行”结束后的时间里，我曾应邀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十九届年会上做演讲，其中，我强烈呼吁社会给予民间艺术家以切实的关爱和救助，建议国家文化部门早日创建“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会”，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正处在困难之中。
虽然我先后通过富村村委会转交给库淑兰近四千元的听众给她的捐助款，但我现在才意识到，库淑兰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她所需要的已不再是金钱和名气，她需要的是浓浓的人间温情，我们能给予她吗？
第五部分草原母亲—斯格勒玛
我到达呼伦贝尔盟大草原时，已经是初秋季节。一个人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街上懒散地踱着闲步，心里盘算着，若能碰上地道的草原牧民，我就跟着他们下到苏木（乡、镇）去，离开这喧闹的县城。正巧，两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年长妇女，急匆匆地走进我的视线。她们健康却略显肥胖的体态，认真、专注的神情和沉稳、急促的步履，一看便知是来自遥远的牧区。主动上前搭讪，才知道她们是布力亚特蒙古人。作为跟随她们下乡采访的条件，我答应用我的吉普车载着她们和她们采购的一大堆草原上没有的生活用品去牧区，其中以青菜、瓜果和布匹最多。
布力亚特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从事牧业和狩猎生产。大约在1207年，布力亚特人成为成吉思汗的属部，逐步迁徙至额尔古纳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流域一带草原上游牧。据史料记载，在1922年，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批准，一百六十余户七百余人迁入今鄂温克旗锡泥河流域建立布力亚特旗，辖四个苏木，一直居住至今。目前，有近七千人的布力亚特蒙古人，繁衍生活在这一地区。
吉普车在辽阔的草地上足足行驶了三个半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北辉苏木，查干若尔戈察牧民村。如果没有主人带路，我早就不识东南西北了。
这里是真正的草原腹地，一望无际，没有电、通讯和交通设施，偶尔能见到在草甸上弯曲延伸的路，那是人、畜踩出来的，一到春夏季节，这些路就会被茂草淹没掉。所谓的村，也就是三户牧民分居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是牧民的特殊属性决定的，那是为了各户的牛、马、羊有足够的空间（草场）吃食，所以在草原很少见到群居现象。但牧民之间的走动、联系紧密，有着一家有难，全体相助的传统美德。过去他们彼此来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马车，冬季是骆驼。如今，一部分先富裕的人率先用起了摩托车和拖拉机。牧民的孩子，不论男女，大多到了五六岁时，就学会了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
把我带到这里的主人名叫斯格勒玛，六十多岁，养育了三个儿女。两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只有最小的女儿巴娜玛还未出嫁。她从高中毕业起就去了海拉尔闯世界，曾教过书，打过工，开过饭馆，如今饭馆也开不下去了，就带着一位城里汉族小伙子（她的对象）回到草原的老家，帮助父母打草。
秋季，是牧民一年中最繁忙，劳动强度最大、最辛苦的季节，要打到足够的草料以备牲畜过冬。他们吃住在草甸上，夜晚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这可难为了巴娜玛的汉族对象，他整个是一个废人，什么活儿也不会做，斯格勒玛老两口儿打心里不满意，但不满意也只能放在心里，现在女儿家可不比以前好管了。巴娜玛与她的母亲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女人，巴娜玛思想前卫，紧跟时代，但浮躁，急功近利，因此，她的青春路走得很不平坦。
早年的斯格勒玛是苏木（乡里）的妇女主任，从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起，一直干到五十多岁才退下来。她耿直、待人热忱、性情温和、坚毅，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和人缘，是出了名的女强人。用她的话说：这全是用真诚干出来的。斯格勒玛家住的是三间砖房，房顶上盖着石棉瓦，东房住着老两口儿，中间是仓库，西屋则住着新婚不久的小儿子夫妇。屋内家什简单，都睡铁床，一切打理得整整齐齐，这对游牧民来说，算是上乘的条件。斯格勒玛家养的牲畜数百头，羊三百只、奶牛四十二头、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