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最近10年，信任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关注的前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个别学者——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1979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在1983年——的看起来少量而特殊的关注，现在已变成成果丰富的智力事业，有着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文献。相对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关注，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已获得相当多的独立性。这个领域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方向已经趋向多元化，并且已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文化学派（culturalist）、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等等。超越所有这些差异有一种共识，即“信任在人类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必要性；没有一些信任和共同的意义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社会关系”（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16…17）。社会心理学家最终发现“清楚而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Good 1998： 32）。绝大多数人将会同意“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eligman 1997： 13）。
一般来说，在学术史上信任概念的发展有两个源泉。一个与思想领域的内在发展有关。在社会学的思考中，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关于社会的有机的、系统的或结构的想像潜力的枯竭，以及向“软变量”（soft variable）——“无形的和难以精确估量的”领域或更多地主观定义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精神和文化维度——的转变。就像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宣称的，“文化无所不在”（Hannerz 1993： 95）。对信任的关注正好适合这种广泛的范式转换和当前对文化的聚焦。
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社会原因，这些原因提出了文化因素和信任问题的异常突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它们涉及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独有特征——我们的现代性阶段的挑战及其两难境地。“尽管在社会行动者中某些形式的信任对于任何社会秩序的持续运作都是必需的（在任何和所有的分化水平上），作为特殊类型风险的解决办法的信任问题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本性相关连的现代现象”（Seligman 1997： 7…8）。“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Misztal 1996： 9）。如果社会学的抱负是成为社会的反身性认识（reflexive awareness），那么当前在信任上的兴趣似乎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信任的聚焦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社会学没有失去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没有放弃发现真理——这种真理也是与整个社会相关的——的神圣使命。
本书意图作为厘清信任的症结并应用信任概念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不断积累的和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试图去评估对信任的不断展开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具有理论的含义并且去说明、澄清、系统化信任问题的研究，但同时也详尽说明并综合他们的发现。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我努力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看得更远和更清晰（Merton 1965）。我的主要抱负是理论方面的：提供信任观念的概念和分类学的澄清和说明，然后提出一个信任文化出现和衰落的解释模型。在适当时我也将涉及信任的基础和理由、信任的功能和功能失调、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在本书的重构和综合部分，我采用“克制的折中主义”（disciplined eclecticism）取向：“取自不同方向的相互补充的观念在受控的情况下系统的使用”（Merton 1976： 169）。我拒绝武断地倾向一个方面，努力从多种源泉汲取启示和洞见，尝试把它们整合进统一的框架。在详尽阐述部分，我以相当自由的方式使用现象学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在没有否认关于人类行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般社会学知识的情况下，我尝试用现象学的方法说明信任如何可能起作用1。但是这种想像的重构必需一些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民族志方法加入了。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以一种一般的方式定义了这种取向：“民族志正在变为一个涵盖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非正式访谈的综合性术语。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和人们——特别是和那些活动没有新闻价值的人——一起生活和交谈，问他们经过深思而且富有同情心的问题，然后分析作为结果的数据”（Gans； in Wolfe 1991： xi）。此外，他又写道：“我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生活来说是最科学的”（xxi）2。我的概念和模型的民族志基础是在对多样而且不同的实例的分析中发现的：取自于常识性观察、个人经验、历史记录、社会学书籍、文学作品、报纸和杂志。通过充满想像的思考它们，用反事实的论据（counterfactual arguments）和思想实验、检验与这些实例相反的试探性结论，我希望达到一致的、清晰的概念和全面包容但又简约的模型。
一旦达到这个目的，我提交这个结果去面对一个经过选择的历史事件：基于对最近波兰历史的分析所显示的共产主义的剧变和后共产主义的出现。这里我进入了经验事实的领域，获得的历史记录、已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我自己20世纪90年代末在波兰实施的对信任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这种断言。在这个研究中3，我根据波兰五个城市选择的代表性样本完成了403份深度访谈4。在探索有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洞见的过程中，我也在七个代表各种职业类别的特别小组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前言（2）
在波兰过去50年的历史中，信任和不信任的兴衰和起伏以及当前躁动的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信任的状况被证明是一个极佳的“策略研究场所（strategic research site）”（Merton 1973： 373），一种应用和检验理论概念和模型的生存能力有用的实验室。
我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强烈地相信个人的、孤独的努力。所以很抱歉，我不可能像通常那样在这里写下那些曾读过、评论过以及改进过这个手稿的人的名单。只有这套丛书的编辑杰夫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做过这一切，而他不需要我任何例行的感谢，因为我们几乎长达30年的友谊使我理所当然地获取他慷慨的帮助。因此，我所要致以特别感谢的只有很多研究信任的学者，在书中我大量的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如果我有时碰巧误解了或错误地传达、引申、压缩了他们的思想以适合我的预想的框架，他们也许会接受我的道歉。
这本书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当一个人在一个丰富且正在展开的研究领域工作时，经受挫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历了好几次被其他作者出版的有关信任的报告最终击倒的挫败感5。所以，借助于论文、评论文章或偶尔的演讲，拙著的已完成的片段已匆忙地发表了。这些文章的清单列在下面。但是，我最终说服自己：把我的思想以一本书的形式整合在一起——出版另一本信任方面的书将不必然是多余的。这是否正确，并不是由我判断。
最后的手稿是在柏林科学院（The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慷慨提供的友好舒适的环境里写作的，1998年春天我作为进修者生活在那里。在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给一个学者提供像他们那样激励人的做学术工作的生活环境。能有幸生活在那里，我衷心感激他们。
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早期的明确表达已经出现在下列出版物中：
Sztompka； P。 1995； “Vertrauen： Die fehlende Ressource i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Gesellchaft；” in： 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35/1995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n Wandel；” ed。 by B。Nedelmann； September 1995； pp。254…276。
Sztompka； P。 1996a； La fiducia nelle societa postuniste； Messina： Rubbettino Editore。
Sztompka； P。 1996b； “Trust and emerg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Poland；”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11； No。1； pp。37…62。
Sztompka； P。 1996c； “Introduzione alla teoria della fiducia；” in： F。 Crespi and R。 Segatori（eds。）； Multiculturalismo e democrazia； Rome： Donzelli Editore； pp。49…72。
Sztompka； P。 1998a； “Trust； distrust and two dilemmas of democrac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o。1； pp。19…32。
Sztompka； P。 1998b； “Mistrusting civility： predicament of a postmunist society；” in： J。C。Alexander（ed。）； real civil societies； London：sage；pp。191…210。
1 这与韦伯在建构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s）时称之为“客观的可能性和充足的因果关系原则”的训令相似（Weber 1949：。164…188）。
2 我记得当我的一位老师，波兰社会学的元老，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拉基（Kazimierz Dobrowolaki），告诉我们他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的基础上他得出了社会学的结论时，对于相信严格科学方法的年轻人来说，它看起来是何等的可笑。现在我才更好的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是何等的正确。
3 这个经验研究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mittee of scientific Research）的基金资助，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了雅盖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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