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消除贸易壁垒能导致同样有益的结果。当然，不信任也可以指向这样的程序。垄断不被信任是因为它被认为会引起价格升高而伤害消费者。把国家的特许经营权赠于工业企业不被信任是因为它容易产生腐败。口试在大学中不被信任是由于它比笔试或写论文更容易引起紧张和更少客观性。
赋予信任的另一类重要对象是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用吉登斯的术语来说就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或“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正如吉登斯所定义的那样，它们是“组织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大范围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技术成就或职业化的专门技术系统”（Giddens 1990a： 27）。我们的生活被它们所环绕：通信系统、水和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军队指挥网络、计算机网络、金融市场系统等。它们的运作原理和机制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使用它们，甚至不会注意它们的广泛存在。我们已经学会依赖它们，这种依赖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它们的故障看起来就是大灾难3。“信任多种多样的抽象系统是今天日常生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9）。
更切实的信任目标是我们购买和使用的各种产品和器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例行地使用这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可能以一般的方式谈及某种类型的商品（“玉米片是健康的”），或在某一国家制造的商品（“日本的汽车是很可靠的”），或更具体的某个公司的产品（“我只买IBM的产品”），甚至某一个别的作者的作品（“如果这是李·卡利（Le Carre）写的，它一定是一部很刺激的书”）4。
信任最抽象的对象是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或政权制度（regime）的总体品质。当我们说生存安全——即“对他们的自我同一性的连续性和环绕着行动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环境的恒常不变性的信心”（Giddens 1990a： 92）、社会秩序的切实可行性、社会的强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功能性等——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有这种信任。例如，我们可能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民主制是惟一平等的政治制度”，“在后共产主义社会，市场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表达了对一般系统的信任。
系统信任（systemic trust）概念似乎接近于合法性（legitimacy）的观念。根据韦伯的区分，我们可以说魅力合法性（charismatic legitimacy）预设了个人信任（或至少我们称之为虚拟的个人信任：与距离很远的人表面上有亲密的情感联系），法定的合法性（legal legitimacy）预设了制度信任（或它的特殊变形：程序信任）。但是在传统合法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的情形下，没有必要预设任何形式的信任。传统合法性本身并不暗示任何种类的信任。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只要它居于主导地位，它就能代替信任。它用古代和永恒惯例的认可代替信任。传统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它们是信任凸显的前提条件。当传统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时，就像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信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整个制度机构一旦脱离传统，就依赖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90）。
据我看来，上面回顾的各种信任——个人的、类别的、地位的、群体的、制度的、商业的、系统的——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在运作。最重要的是在所有信任的背后隐隐存在原始形式的信任——对人及其行动的信任。尽管是表面迹象，上面所有信任的对象都可还原为人的行动。我们最终信任人的行动和它们衍生的结果或产品。因此，在系统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既期望我们的国民的有益的行动，也期望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有益的行动。在制度信任——可以说对政府的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建构其宪法框架的人，相信实际执行政府职能的人，相信监控和指导它们的表现的人（宪法法院的成员、法庭成员、议会委员会成员、自由媒体成员、廉政官员、以及最终的选举委员会成员等）。在商业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设计者、领导者、生产者还有那些监督生产的人（通过质量控制、标准化、工业规范的方法）。在技术信任的情形中，我们相信设计专家系统的人，相信操作它们的人，相信监督操作的人（例如，飞行员、空中交通控制员和机械师）。在地位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有的或至少绝大多数的扮演某一角色的人做出某些有益的行动。在类别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望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某个类别的人的代表做出某些行动。最后，在个人信任的情形中，我们期待个别的参与者做出某些行动。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次要客体（1）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信任的主要客体，即我们信任的赌注直接指向的客体。但也存在我们叫做信任次要客体（secondary object）之类的客体，它们只是在给予并证明对主要客体的信任的过程中衍生而成的信任客体。在决定我们信任的赌注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依靠二手的线索。它们中的重要的一类是涉及我们考虑给予基本信任的客体的可信性或值得信任性的专家证言、证据、可靠的信息来源、权威等。
真诚地接受它们，依赖它们，我们必须相信它们。所以，那些关于其他客体的值得信任性的信息来源本身也变成信任的客体。关于科学和历史，大多数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都依靠相信各种权威，或依靠相信我们所见所闻，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证明（Malcolm 1988： 286）。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是选择正确的证据、消息来源或专家：“既然没有超级专家去求助，风险的计算必须包括我们所咨询的专家或我们所依靠的权威的风险”（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7）。例如在科学领域，鉴定人、审查人、评论人的“同辈评论（peer review）”是决定值得信任性的标准程序。但这要求评论者自己是可信任的。“很多论文的可信度明显地依靠这些科学文献的同辈评估者的值得信任性；他们必须既有能力，又对科学的繁荣负责（Barber 1990： 143）。
为我们的基本信任提供基础的这种次级信任，可能在我们信任的产生过程中以各种姿态、多种水平出现，有可能存在典型的“信任金字塔（pyramids of trust）”。让我们看两个例子：我相信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Van Cliburn）会献上一场伟大的演奏会（所以我买了票），因为我知道他毕业于纽约的茱莉亚德学院（Juiliard School），该学院以高度精挑细选著称；他也曾在莫斯科著名的柴可夫斯基钢琴演奏大赛上获得过大奖；我也曾在纽约时报——我信任的报纸——上读过我信任的批评家给他很好的评价；他的录音带由我信任的公司——德意志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 Gesellschaft）——录制；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很棒，不要说所有那些参加他的音乐会的不知名的人们，他们不可能全都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我买了李·卡里尔（Le Carre）的新出的间谍小说，因为在我最喜欢的杂志上我读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信任出版商，并且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他的书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而且也是卖的最好的一本，这说明其他读者也给予它信任，而他们不可能都犯错误。金字塔也可能出现在对专家的选择上：我相信这个专家，因为他受雇于我信任的咨询公司，在我信任的大学任教等。
信任的另一个间接暗示（cue）是各种“责任机构（agencies of accountability） ”的存在，它们考察并加强主要信任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它们通过对作为我们基本信任对象的人、角色、机构或系统施加压力（促进、控制或认可）为值得信任的产品提供保证。这种责任机构包括：法院、警察、管理员、标准化机构、认证中心、考试机构、编辑委员会、各种奖金的评审委员会、消费者组织——用有责任的间接暗示补充（或替代）主要信任客体的直接信任。但是要提高我对主要客体的信任，多亏这种责任机构的存在，我必须首先相信它们将公正地、有效地进行监控和强制。“强制机构失去效力，你将不相信人们会履行他们协议的条款，并因此将不签署那种协议”（Dasgupta 1988： 50）。
这种机构中有一特殊的种类促使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成为有责任的。一些是内部的：自治的媒体（“第四院（fourth state）”）、宪法法院、廉政官员、议会监察委员会、反对党。一些是外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条约认可的国际法庭或机构的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斯特拉斯堡法庭、欧洲委员会）。为了给政治领域提供它们的信任，所有这些机构提供的责任行为自身必须是可信的。
（三）信任客体的联合
以被赋予信任的多种多样的客体为基础的众多信任类型不是相互独立的。正相反，在赋予一些客体的信任和赋予另一些客体的信任之间存在着某些系统联系。让我们选择一些有趣的案例来给予简要的论述。首先看一看个人信任和地位信任之间的联系。如果信任隶属于某个社会角色（地位），那么它延伸到每一个在职者。但是给予在职者的个人信任对保护、增强或减少地位信任并不是无关的，甚至有可能把对在职者的信任转换成对整个机构的信任。例如，当卡罗尔·沃依蒂卡（Karol Wo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