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基事件的激发写给《时代》杂志编辑的信中占优势的观点。
但是，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这样，是一个维度。有的角色包括多个，有的甚至是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期望。由默顿分析的著名的例子是内科医生的“分离的关注（detached concern）”，依照标准，他被期望是冷静的、职业性的和技术上有效率的，但同时要表现出对病人的热心关爱、同情和帮助（Merton 1976： 68）。相信一个医生，我们常常两者都期望。这倍增了我们打赌（bet）的风险，因为如果医生只达到一个期望，我们将感到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她手术做的很漂亮，但不关心我们的疼痛；或她关心我们家所有的问题，但开错了药）。在我的研究中，这种矛盾是十分清楚的：82。4％的人信任医生，如果他是有能力的；但同时59。6％的人会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表达同情和帮助。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与期望相关的信任（2）
与此相似的有趣的矛盾心理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涉及的是军队机构。对效率的工具性期望（有70。7％的人选择）和纪律（41。2％）自然占优势，但是对助人为乐的信任期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有24％的人选择）。也许这是因为军队在和平时不时履行一些社会服务职能——如：在自然灾难中营救灾民，在与罪犯的战斗中支援警察等——的事实9。
一旦期望根据规范得到规定，人或机构就要对其行为负责。辜负我们的信任就是不合标准。坏人可能为他们不适当的行为——这以同样的方式辜负我们的信任——而受到制裁。他们的值得信任被监控和强制，这增加了我们信任赌博的合理性，同时减少了遭受挫折的风险。就像巴伯所说的：“有效的组织创立监控、审计以及保险安排的一套模式保证了我们有能力维持以及预防或补偿基于信用的责任的失败（Barber 1983： 22）。另一方面，当我们的期望与这种标准化的规定（角色要求或组织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们的信任的赌博更有风险并易于遭受挫折。例如，我们的老板可能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将会帮助我们解决家庭问题，但是他没有义务做这些事情，因此如果他不做这些也不会受到制裁（假设我们不是在日本，在那里企业有更多的需求这样做）。相似地，我们的邻居可能正好很有医疗经验，在有病的时候向他问诊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治疗是灾难性的，你将不太可能控告他“治疗不当”。总之，如果我们报有没有标准规定要达到的与角色不一致的期望，我们信任赌博的风险就明显地升高了。
与信任相连的期望的类型不仅依赖于信任对象，也依赖于信任者的性格。对所有的对象，某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硬的”工具性期望，关注于效率和能力；而另一些人格特质可能倾向于“软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期望，关注于诚实、公平、仁爱和帮助。
在这方面也有社会性差异。我在波兰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软的”期望，而男性倾向于“硬的”期望（19。7％的男性认为“效率”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女性只有9。1％；36。4％的女性认为“公平”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29。5％；60。8％的女性认为“乐于助人”是评判信任的主要标准，持这类观点的男性只有50。3％）。这可能主要是在于性别角色刻板化的需求：性别角色在像波兰这样相对传统的国家鼓励女性“软的”品质和男性“硬的”品质。
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之间，期望强调的重点也有类似的差异。可以比较工厂的工头和当地牧师的期望，工头应当会从他信任的工人那里期望技能和效率（“硬性”特质），而牧师应当会从教区居民那里期望诚实和信任（“软性”特质）。对它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它唤起包括在各自角色中的文化要求。
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其期望也存在显著的不同。我的研究显示，富裕者和有高级别工作的人非常倾向强调“硬性”标准；而贫穷者、那些有低层次工作和没有工作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在穷人中只有3。6％的人选择“能力”，而多达55。4％的人选择“诚实”；在没有工作的人中，与此相对应的比例是2。7％和52％）。与此相似，在教育层级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似乎强调“硬的标准”，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强调“软性”标准（举例来说：未受教育的人中只有5。1％的选“能力”，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22％的选择此项；与此相应，选择“信赖”的人在未受教育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分别占36。1％和26。8％）。低地位者的这种道德取向可由对另一组问题的回答来确证。接受“在波兰我们看到了普遍的道德衰退”的说法的人，在穷人中多达42。9％，而在富人中只有24。4％；在没有工作的人中多达49。5％，而在社会精英中只有23。7％；在未受教育者中多达41。8％，而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只有19。5％。可能的解释——但只是假设的——是那些在成功竞赛中失败的人忽视或低估那些属于成就的标准（就像绝大多数“硬性”标准一样；毕竟一个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会变的胜任或熟练）的重要性，并因而强调那些基于归属的标准（绝大多数“软的”标准；毕竟一个人只是“碰巧”才诚实和可信或相反）。这可能是一种合理化，而不是建立在期望的值得信赖性的估计基础上的，他们自己不会符合这种期望，也不愿意将这种期望应用于他们自身（“我是一个贫穷而朴素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诚实可信”）。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信任的三个维度
为完成我们对信任的论述，我们必须确定这个范畴的本体论地位：信任的赌博实际上位于何处，属于现实中的哪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三个回答，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互相抵触的，而是把它们看成相互补充的，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信任的复杂的三维状态。
（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第一种回答假定信任是关系的一种性质。即使它最初是一种单方面的期望和承诺（mitment），最终它常常以关系的建立为结果：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当给予信任的行动唤起互惠的行动时，它是直接的交换，即产生一个令人信任的客体或给予相互的信任作为回报。例如，取回我的钱并享有我信任其信用的那个人的信任，是对我给予他信任的直接回报。但当信任是一种对他人——他们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信任；并且只是不知情地以达到我们的期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式行动来回应——的被预设的倾向时，也有一种间接的交换。例如，制度、组织、政体的可靠的、有效的、公正的运作提供了对我们给予它的信任的间接回报。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关系的维度给予了关注（Elster 1989；Coleman 1990；Hardin 1991，1993，1996）。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实现目标、获得利益、获利减去费用）。他们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被这种理性的计算所驱使，并考虑他人的相似的计算理性。这“把信任看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常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Hardin 1991： 187）
包含信任的交换的特有属性是基本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主要的是对于参与者未来行动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存在。就像卢曼所说的：“信任只在坏的结果将使你后悔自己的行动——即当可能的失败将给你带来损失——时才需要”（Luhmann 1988： 98）。在这种风险条件下，给予信任有两条主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是在风险之下的效用的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来说的成功的机会，比相对于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来说的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大，那么通过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给予信任”（Coleman 1990： 99）。第二条是在风险情景中损失的最小化。我们可以套用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相对于成功的机会来说的失败的机会，比相对于可能损失的数量（如果他失败）来说的可能获得的数量（如果他成功）大，那么通过放弃下赌注于信任，他有预期的收获；因而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应该收回信任”。
根据对信任的这种说法，信任者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与这种情景相联系的所有的相关方面的充足信息：依赖于受托者（trustee）的总体的值得信赖性或对潜在的获得和潜在的损失的估计的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由于各种收获和损失的度量和比较的测量方法的不相容性（例如，一个人如何比较由参与者对信任的背叛引起的后悔、羞愧或“丢脸”与如果信任被满足的潜在的金钱的收获）而变的更加困难。“这至少要求个体参与各种信息获取和整合的过程”（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28）。需要各种信息的最复杂和困难的估计也许在于我们考虑作为信任对象的人或社会客体的值得信任性。“在做出是否给予信任的决定中包含的三个参量（quantity）中，经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参量是受托人将维持信任的可能性”（Coleman 1990： 102）。例如：如果我把钱存在银行里，很容易计算我将得到的利息，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银行的偿付能力及其倒闭的可能性。这可能通过对存款的保险来应对，但它意味着信任保险的提供者的生存能力，这将会伴随着出现在另一水平上的估计值得信任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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