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组合，包括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的心理准备、劳动纪律、企业家精神、教育渴望、技术技能、伦理原则、感觉敏感性——所有这些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开放性思维的全面发展和巩固都是必不可少的（Sztompka 1993b）。
人们可能思索，究竟哪一种学术的和社会的环境导致对文化的关注，对隐藏在背后无形的和不可估量或难以琢磨的道德联结的关注。部分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学学科的内在的学术倾向方面：“硬的”结构或制度的解释的枯竭，没有解决的难题的挑战，不断增长的学术动荡。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原因，与人类社会中新现象和新事件的发生有关，这引导社会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的领域。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转向的社会根源
第一，人们逐渐认识到早先想当然的一些制度框架——民主政治体制、福利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缺点和无效率。难于统治、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动荡甚至已经影响到最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芭芭拉·米兹太尔（Barbara Misztal）注意到：“社会合作、团结和一致认同存在的基础已经被侵蚀了，因此需要寻找新的选择，这种普遍意识已经出现”（Mistzal 1996： 3）。为寻找表面上完美的制度设计外表下的问题的深层原因，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想到了文化因素。
第二，人们越来越多地领悟到，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中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之后的被迫现代化时期比较的证据已经显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中推行的失败，同时证明它们在亚洲（印度的民主、日本的资本主义等）的显著的成功。相似的观察表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流亡者有显然不同的命运，尽管在目的地国家他们发现自己在共同的制度模式下。他们的适应成功的水平变化非常大（例如：在美国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对于墨西哥人或波多黎各人）。根据发现，那些差异的原因在于截然不同的本土文化环境或遗产，它们或适合或不适合新的结构。
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但却被忽视的角色”（Rengger 1997： 476）。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国际政治主要是涉及国家“真实的”和“硬的”经济利益——被根植于怨恨、敌对的刻板印象、偏见、宗派认同，甚至相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倾向的冲突的爆发所削弱。虔信派原教旨主义、异教徒或种族的忠诚，以及新型的民族主义的分裂势力似乎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活跃地表现它们自己。
第四，1989年的划时代的事件和共产主义的剧变，除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含义外，也意味着一次严重的文化和文明的突变（Piotr Sztompka，1996c）。后共产主义转变的文化维度的重要性，在迈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妨碍、阻塞、屏障、减速、摩擦、后冲的普遍经验显示出来了。在努力理解改革者早期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的“令人惊奇的综合症”（Lepenies 1992）被削弱的原因时，敏锐的观察家转向隐在后面的文化因素。在那时使用的三个隐喻特别生动。安德莱弗·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新闻周刊东欧的通讯记者——给他的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第一个专栏起了如下的标题：“墙在我们头脑中”——它暗示“硬的”、可见的变化仅仅是开始，因为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和它留在人的心灵中的痕迹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仍将萦绕不去（Nagorski 1991： 4）。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通过反思广泛表达的“加入欧洲”的强烈愿望，指出了“加入欧洲之屋（house）”和“加入欧洲之家（home）”之间的不同。“屋”是“硬的”建筑学意义上的居住之所；“家”是“软的”亲密、忠诚、爱恋的场所，是一个人真正“感到自在”的地方。加入共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制度框架不同于发展共同的文化环境。后者更费时费心，不能够通过法律而获得，需要慢慢地、逐渐地发展（Brzezinski 1989）。转变的时间的方面由第三个隐喻——即由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lf）提出的“三种时钟（three clock）”—— 所体现。在关于东欧“革命”的第一本书中，他注意到社会生活各种层面上的改革速度的不均衡是不可避免的。律师和政治家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提出新的宪法和法律规章。经济学家的时钟就慢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计划、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的轨道。最慢的是“市民社会时钟”，它在文化传统的深层领域调整变化的速度（Dahrendolf 1990）。文化变迁的时间滞后是造成伴随着后共产主义改革的令人吃惊的减速和挫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聚焦信任
最近对信任的关注仅仅是社会学理论向文化主义转向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软的”文化变量、无形的方面、不可估量的属性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为什么是信任而不是其它“软的”因素成为大量理论争论的中心，这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个主题固有的学术上的吸引力可能源自于如下事实：它在以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弗格森（Ferguson）等为代表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伦理学中有丰富和连续的传统。它也困扰着社会学的古典大师：如腾尼斯、西美尔（Simmel）和迪尔凯姆，和当代名家：比如帕森斯或里斯曼。（一）信任的社会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使信任问题尤其突出。让我们对最能体现我们社会特点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些相关方面观察的再深入一点。首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受到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影响的范围不断增长；社会被塑造（shaped）和再塑造（reshaped），历史被创造和再创造（由超凡魅力的领导、立法者、社会运动、政治团体、政府、国会、发明家、探索者、改革家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未来采取积极态度，他们认识到——至少通过选举的过程，以及参与社会运动、政治团体和自愿的联合——自己的行动能力。“我们自己的行动，尽管从属于社会，却对我们未来的形势有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在历史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变化”（Luhmann 1994： xxi）。我们已经从依赖于命运的社会发展到了由人的行动而推动的社会。为了积极而建设性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运用信任：例如，政治家必须相信提出的政策的持久性和公认性，教育者必须信任他们学生的能力，发明家必须相信新产品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而普通人必须相信所有那些在政治、经济、技术、科学领域中代表其利益而的“代理性活动（representative activity）”的所有那些人（Dahrendolf 1990）。
其次，我们的世界已经变的非常相互依存。在每一个社会中角色、功能、职业、特殊兴趣、生活风格和品位的分化和特殊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比任何时候更无可避免地表现出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有机团结”（Durkheim，1964b［1893］）。跨越各种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把它们组合进紧密联结——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金融的、文化的——的网络。社会内部的合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一样正变成一种迫切的需要、一种严峻的挑战，但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劳动分工，尽管是财富的源泉，却增加了他人不履行职责的弱点”（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当我们对他人合作的依赖增长时，我们相信他们的可靠性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将只会增加对作为合作的重要条件的信任需求的增长”（Mistzal，1996： 269）。
劳动分工采取的极端形式，以及角色的巨大的分化和分割——要由单个个体在同一时间面对着复杂的角色丛和地位丛中多个参与者来扮演多个角色（Merton 1968： 422…438），使承担角色义务的行为比以前更不可预测。
系统越分化，伴随的角色越增加，越可能出现任何特殊的角色（或角色丛）的不稳定，并因此可能——也许甚至是必需——出现更大程度的角色期待的可磋商性。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和可磋商性越大，导致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信任的发展的可能性越大（Seligman 1997：39）。
第四，社会生活充满着我们自己制造的和不断扩展的新威胁和新危险。“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的越不可预测。当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造成非常多的没有想到的后果”（Stivers 199： 91）。文明和技术的发展，除了带来不容质疑的好处之外，也可能产生损失惨重的失败和有害的影响（例如：工业灾难、环境破坏、气候变异、文明败坏）。我们自己的创造物非预期地转过来反对我们自己。“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提高了系统的某些关键部分不可靠的可能性”（Clarke and Short 1993： 384）。为应付“风险社会”（risk society）（Beck 1992）出现的弱点，需要扩大信任的储备。
第五，我们拥有的是选择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消费、教育、劳动、闲暇）潜在选择的范围是巨大的。人们面对的可能选择越多，他们最终做出的决定越不可能预测。这涉及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伙伴。为在可选择的行动路线中做出选择（例如：支持这个或那个政治家，咨询这个或那个医生，买这个而不是那个产品，在这个而不是那个银行存钱），我们必须经常诉诸信任。与此相似，当其他人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