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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2）
在其后不到一年时间的1980年8月，“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波兰语中是Solidarnosc）诞生了，这是现代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运动，在它最高峰时拥有一千万登记成员。它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扩展到所有其它的阶级，最后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政治力量。通过邀请其它邻国的人加入的声明，它也试图变成国际性的“大家庭”。就像它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这个运动是建立在强烈的人际联系，一致同意的基本价值和成员间普遍的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沃齐米日·韦索沃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了“团结工会的民族精神”（Solidarity ethos）：
它集中在社会思想中的某几个基本的价值上。这些价值包括民族的独立性、人的尊严、社会团结和公平的工业关系……它注定要避免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进行区分。因此，工人们通过直接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的工厂中影响决策。而且，人们假定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形势，并有相同的目标。个人的接触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公共元素。（Wesolowski 1995：113）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之上，又加上了第三种强有力的联结：国家雇员直接对抗垄断的雇主的阶级团结5。所有的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家变成了最不被信任的对象。它被看成外国强加的用来压迫本民族的力量，就像无神论者禁止宗教活动的共谋和剥削工人的贪婪的雇主一样。所以，两种文化的清晰分化出现了：在大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任文化和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文化。这是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每次革命的根源中所确认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以下列情况为标志的“权力二元性”、“至少成为两块的国家组织的分裂”：“（1）提出排他性的、竞争性的控制国家或它的某些部分要求的竞争者或联合竞争者的出现；（2）全体公民中的很大部分愿意为那些要求做出奉献；（3）统治者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禁止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联合和/或它所要求的承诺”（Tilly 1993： 10…11）。
第三个阶段是1981年12月政权制度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措施来保卫自己的最后努力（详尽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256…282）。尽管压制的程度相对较低，而对它运用是高度选择性的，但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阵线甚至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被确定。人们被迫详细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那些一直支持或被动接受政权制度的人中有很多人被推向反对派；共产党自身被严重损害。作为对团结工会的出现尤其是对军事管制的反应，在1980到198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中，1160000名党员离开了共产党（Ekiert 1996： 276）。民主运动的被迫解散使狭隘的、排他的“家庭主义”形式恢复了。“内部流放”的方法使人们从公共生活领域完全撤离出来，并封闭在家庭或朋友圈的界限内6。只有有献身精神的激进主义者的骨干坚持反抗斗争。在阴谋和斗争的条件下，两极化的逻辑盛行，世界被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来看待，整齐地分成朋友和敌人，“我们”和“他们”阵营。“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划分人群的主要原则。在这样的世界，信任一般来说是不明智的。信任的悬搁、谨慎和怀疑是最理性的策略，因为天真的信任可能是高度危险的。这启动了相互不信任的另一个自我实现机制；相互敌对的党派变得更谨慎、秘密和不信任，它为反对派提供了他们有某些事情要掩盖，有某些不正当意图或邪恶计划的证据。不信任因此被强化了。
在第四个阶段，由于压制的解除，民主运动慢慢地重组、恢复，又由于军事管制激起的工人阶级不断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了经济危机加剧。“后军事管制的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它的稳定经济形势，恢复不断加剧崩溃的波兰经济的诺言”（Ekiert 1996： 265）。反政府的情绪变得广泛传播了。在1988年的一次调查中，93。9％的应答者谴责由“错误的人在错误的位置上”所做的错误决策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88％的应答者谴责由于“贿赂、腐败和为私人利益而滥用权力”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95。3％的应答者谴责由于“官僚体制的过度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Kol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62）。一个新的现象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信心危机和相互信任的破坏。这部分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现象”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和他取消“勃列日涅夫学说”（Brezhnev Doctrine）所造成的外部合法性的丧失。它也部分地是由于从内部控制社会和镇压重新出现的民主反对运动——即使采取军事管制这种最强硬的手段——的明显的失败。“市民社会在1980年8月之后意识到它自己不能只是等着被困死”（Ost 1990： 155）。在共产党内部，随着改革取向的自由民主派地位的快速提高，他们与不妥协者之间的裂痕变得明显了。这导致共产党中的不妥协者在1989年2月做出与反对者一起参加 “圆桌”会谈的重大决定。任何意识形态的托词被抛弃了，共产主义的雄辩被民族主义的和务实的论述所取代。通过允许包括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团结工会在内的反对派参加选举，但是保证下院中的三分之一的席位留给共产党，磋商的协定开启了通向类似自由选举的大门。
第五个阶段以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选举中的彻底胜利为标志。精神上崩溃的共产党只剩下它的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被保证的那部分席位，接受了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并在1990年1月自己解散了。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正是民族和宗教共同体史无前例的爆发的开始。“我们最终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变成了当时的口号。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公共电视上宣称“今天，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这是充满狂热（enthusiasm）、得意洋洋（elation）、激动excitement）、高兴（exhilaration）、兴奋（effervescence）的时期（它可以被称为“五‘E’综合症”）。“我们”——人民——赢得了所有的胜利，甚至超出了我们所抱的最大期望。胜利者可以称得上宽宏大量，不仅向“我们”，甚至向他们以前的敌人敞开各种职位。民族团结达到了它的顶峰，并且因为第一任民选的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所宣布的与过去决裂的“粗线”政策，这种团结甚至包括了以前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波兰裔教皇的另一次朝圣提供了象征性地证明民族和宗教团结的机会。强烈的信任第一次以两种方式同时呈现：在人民之间跨越了所有的社会阶层（social division）的水平（horizontal）信任和对我们自己民主选举的由团结工会领导的代表和政府的垂直（vertical）信任。与以前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后革命时代政权不论它实际上表现如何，只是由于它取代了老的不被信任的政权的纯粹事实就博得了人们的信任。换句话说，在1989年以后的波兰，给予第一届由团结工会统治的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信任更多的是由它是后独裁政治（postautocratic）的这个事实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是前民主政治（predemocratic）的这个事实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资产的力量逐渐消失了，作为比较的负面框架的旧政权渐渐隐退了，人们开始期望积极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失败和错误的政策之外，当时的后革命的状况并不有益于任何可觉察的生活水平的改进。正好相反，很快出现了“实际收入的急剧下降、失业的快速增加、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提高”（Ekiert and Kubik 1997： 1）。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伴随着被称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也以“重击取向（bigbang approach）”或“休克疗法”而出名）所产生的必需的、激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变革。政治上活跃的新的一代不再拿现在和过去相比，而是期望将来更好。因为它似乎来得太慢了，信任受到了侵蚀，而不信任开始滋长了7。
二、 转型的痛苦和信任的崩溃
伴随着革命的狂热和喜庆的气氛从来都不会长久持续。政治、经济和文化向民主的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激进转变需要时间。而且它不会在没有冲突、阻碍、抵抗和不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我们的故事的第六个阶段覆盖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革命的不适”或“综合症爆发后的第一个早晨”（Piotr Sztompka，1992年）开始了，而伴随着它的是信任的完全崩溃。“由拒绝党国系统而产生的波兰社会的整合和紧随着它的废除而来的喜气洋洋被社会的瓦解和利益的多元化所取代”8（KolarskaBobinska1994： 12）。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1）
那种状况的证据可以在三个方向上被找到。第一，我们可以检验推论性的指标。如果我们关于信任的功能替代品的理论性假设是正确的，信任的衰退将以宿命论、腐败、治安维持会制度、家长式统治、信任的外部化这样的现象的传播为标志。第二，我们可以查看一些行为指标：人们实际上做什么，或看上去愿意做什么，或更准确地说，那些预示着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