蛘突騁NP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76）。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是缺失的：71％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55），72％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86）。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庭：79％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56％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36％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November 1993）。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GW； March 21； 1994）。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July 5； 1994）。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Polityka； June 25； 199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次调查中，56％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人，1992年是10。1％，1993年是8。9％，1994年是8。3％。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1993年是89。5％，1994年是90。3％（Marody 1996：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仇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例如，目前最不信任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或银行家的腐败和虐待被揭露的时候，就产生了针对他们的不信任。或更广泛的不信任可能涉及不同的客体。他们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人们可能给予某些拥有权力的人信任，但是却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或相反，对民主制度的原则信任伴随着对现在的议会的强烈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自身可能呈现出信任和不信任的整个序列。在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给予军队和教会如此之高的信任，却给予警察、官僚机构或政府那么多的不信任。1991年波兰人对公共机构的可信性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军队、教会、廉政官员、电视、议会（下院）、警察、国会、工会、政府（CBOS Bulletin No。 1/1991： 52）。与此相似，角色和地位可能获得极端不同的信任程度，从处在顶端的大学教授、临床医生和教师，到处在底层的警察官员、公共官员和政治家。
即使做了上面介绍的校正，对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分析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因为缺少数据，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了。但是尽管这幅图画是尝试性的，它仍然是非常一致的。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