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而所有的信任显示都被看成是轻信、天真和头脑简单的信号，并将受到奚落、嘲笑和其它消极的评价。令人悲哀和自相矛盾的是，犬儒主义被提升为一种美德。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1）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不信任的综合症会在取得了胜利的革命之后发展出来。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时间视角：短期的和长期的。在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一种“后革命的不适”出现了，它要——自相矛盾地——帮助恢复阻碍基础性信任出现的前革命的不信任的遗赠。这种不适可归因于几种环境因素。首先是广泛存在的失范或后革命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活的正确道路的普遍迷失。旧的模式已经倒下，新的模式还没有被普遍认可。被抛进没有确定性和全无道德引导的环境中，人们感到被隔离和孤独并把他们的怨恨转向他人。人际的怀疑、不信任和敌意破坏了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留下来的保存完好的任何社会联结。其次，由于新敞开的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途径而出现新生活的可能性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在这里奖金是丰厚的，但是游戏的规则还没有形成。礼貌、公平竞赛、合作的态度和相互信任没有找到生根发芽的有利土壤。第三，严格的社会控制，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突然消失了。警察的强制力和司法系统被解散，因而失去了它们可能仍然拥有的任何合法性。由于认为法律具有极权主义根源，这使法律变成了非法的和没有约束力的，法律被破坏了。而法律的强制机关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可靠的社会控制的缺失产生了焦虑、迷失方向和不确定性，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四，新的政治精英常常不能经受住他们刚刚获得的职责的考验。权力腐败了，而这也适用于通过超人的手段获得的民主权力。反对派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常常开始模仿老派的权力守卫者，表现出某些相同的权力专横性。党派之争、对职位的贪欲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就变得明显了。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问及议员主要代表谁的利益，40％的人的回答是“他们党或宗派的”，27％的人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人只有6％（CBOS Bulletin No。 9/1996： 45）。显然，政治家被逐出了“我们”的范畴而重新被看作类属于“他们”。公众清醒地看到在政治最高层的持续的个人争斗、丑陋的中伤和公开的敌对的图像。政治家的薪水和额外收益被认为增长得过快而且缺少正当的理由。人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特惠主义和裙带关系。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无知、不称职和无能：最高的政府官员的以错误的信息没有根据地轻率做出决策。在政治声明和竞选诺言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些法律通过了但是没有强制力。中央政府的决策有时为地方首脑所忽视，或相反，中央政府的决策被强加在地方政府的意志之上。在获悉公众意见和公开应对大众媒体上存在困难。保密的要求——并且居然不断地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认可通过限制大众媒体接近政府运作的渠道来保密——增加了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的疏远程度。也存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内容、控制电视、强加某种审查制度的持续的努力。
最后，存在决策的任意性，有时曲解法律，有时违反法律，甚至在有些情形下背叛法律自身的最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法不追溯既往的规则，或所有的公民——包括最高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政治家所有这些对权力的滥用、道德败坏和有时甚至违法的行动都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比以前更明显，其原因在于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民主的透明度。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去问为什么在发生革命事件和深入开展建设一个西方类型的开放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好多年之后，不信任的综合症仍然这么持久地存在。过去的遗赠加上“后革命的不适“只能提供部分答案。另外那部分答案必然在出现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环境中寻找，这个环境制造或增强了不信任。
依据我们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世界”中的不确定、不安全、不清晰和不透明的环境状况。我们知道，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反过来意味着关于未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易变性的范围和机制，以及关于社会转型过程得失的某种确定的观念”。但是“未来系统的形状仍然是模糊的”（KolarskaBobinska 1994： 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爱好和兴趣受到刻板印象、偏见、希望和焦虑的强烈影响”（KolarskaBobinska 1994： 8）。不确定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存在一种非常扩张的“风险环境，这种环境从总体上影响大量的个体”（Giddens 1990： 35）。最严重的是失业风险，在90年代早期，对于15。7％的波兰劳动力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实际情况（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77），这是一个严重地关涉到全国69％—70％的人的问题，这些人把失业放在国家将要面对的问题序列的最顶端12（CBOS Bulletin No。 2/1995： 71）。在另一次调查中，多达58％的应答者表达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心（由于雇佣他们的企业倒闭或停业整顿）（CBOS Bulletin No。4/1995： 77）。失业及其威胁显然导致了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对系统及其未来的普遍不信任的产生。差不多同样有威胁性的是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的危险。通货膨胀率虽然从它的最高点降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期间仍然是很高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35％—40％之间浮动（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22）。它明显地破坏了对货币、储蓄的意义和商业条款的稳定性的信任。64％的人把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每天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并不令人惊奇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1993年，66％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害怕贫穷（CBOSBulletin No。 12/1993： 83），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的只有3％（CBOS Bulletin No。 6/1993： 77）。不断增加税收负担的不稳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非常有害的结果。它妨碍了关于未来收入的任何确定性，并为欺骗、逃避法律、甚至犯罪提供了便捷的理由：“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利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欺骗系统呢”（Elster 1989： 180）。在金融系统中造成不信任的另外因素是好几个新成立的私人银行的倒闭和股票交易上不时出现的空前繁荣时期之后的崩盘。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2）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出现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产生了野蛮的、攻击性的和未驯服的商业行为。哄抬价格、降低质量、采用假的信用、伪造证明和虚假广告变成了共同的惯例。据报纸报道：在由消费者保护组织仔细审查的案例中，多达75％的都有欺骗的证据。造成风险的第四个因素是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其结果造成不稳定、持续的威胁和危险的状态。1989年有记录的犯罪案件是547589件，而在一年之后的1990年猛增到883346件（Frieske 1996： 118）。56％的人天黑之后不敢外出是不足为奇的（Polityka； May 14； 1994）。但是普通的犯罪并不是焦虑的惟一原因。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和外国黑手党的介入是另一个原因。然而，对普遍信任最具有破坏性的也许是在政治的和行政的精英中不断被揭露的渎职行为、权力滥用和“白领犯罪”。当议会不断地免去犯罪的议员的豁免权时，当部长、市长或银行行长不得不被解职和起诉时，它就会对公共信任产生破坏性的结果。“越轨行为的正常化”（Stivers 1994： 2）是非常容易使道德败坏的。〖JP＋1〗“［不断增长的犯罪的］一个结果是它对人际信任和对那些违法机构和那些负责法律强制的机构的信任造成了破坏”（Short 1984： 714）。〖JP〗
普遍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也可归因于规范的解体或失范。法律体系是由不完整的，老的和新的，经常不一致的，不断改变的，而且任意解释的规章所拼成的破碎图案。规则、规章、行政条例的承载过多，以及法律解释的相互冲突使它们变得难以理解。新的宪法仍然是缺失的，因为有27个方案在有分歧的议会被激烈地争论，而旧的宪法是特别修正的拼凑物。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受到最高政府机构——包括总统办公室——的特别法律决定和不时由议会通过的有追溯力的规定的损害，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信任实际上被破坏了。失范的状况扩展到政治领域。广阔的人群在过分多元化的和民主的政治运作中完全迷失了方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极端频繁的政党、俱乐部和小集团，加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之间不断的你争我斗，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秘密性，加重了“很多人都有的被卷入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并且由似乎很大一部分超出了我们控制的事件所组成的世界的感觉”（Giddens 1990： 2…3）。英国的理论家在其它的背景下做出的这个描述完全适合波兰社会那时的状态。
移民入境（immigration）这种新现象（在1991—1995年间有32504名正式移民，参见Rocznik Statystyczny 1997： 111）引发了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人、外国企业家，但是也包括乞丐、难民、那些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