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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当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对它们的成员来说已变的难于理解。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它们运作的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加，使它们对普通大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对于职业的专家来说也是如此。谁有能力完全懂得全球资金流动、股票交易起伏、计算机网络、电信、运输？或者，谁能够完全懂得行政的、管理的、政府的、或军事的运行机制和国际官僚机构？我们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在黑暗中行动，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的需要和利益越来越依赖它的正常运行。信任变成了我们应对晦暗的环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没有信任我们将寸步难行。
当代社会的第七个相关的特征是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所依赖的那些人的行动不断增加的匿名性和非人格化。公共机构和组织的管理者、技术系统的操作者、商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几乎全不认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影响、控制或监督他们的行动。他们是完全隐蔽并独立于我们的，而我们却非常依赖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我们非常依赖我们乘坐的飞机的飞行员、我们所吃药品的生产者、组装我们汽车的工人、制作我们所买食品的厨师、检查我们利润的税务稽查员；确定我们储蓄利率的中央银行的银行家、连接我们和朋友的电话接线员、分发信件的邮递员，甚至还有所有那些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身遇到的人）。在无数的场合，我们必须依靠不知名的“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效率、责任心、好意。绝没有跨越这种匿名性鸿沟的桥梁，只有求助于信任。
第八个特征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陌生的、不熟悉的人的不断增加。由于大量移民、旅游和旅行，我们遇到陌生人，甚至有时被陌生人所包围。“陌生人代表着未知……未知的由文化限定的空间从我们‘熟悉’的世界——由伴随着集体认同的传统所结构化的——中分离出外部的世界”（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为应对陌生人；信任变成了必需的资源。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文化主义偏爱
有一些原因导致了对信任的社会学兴趣的新浪潮，包括学术的和社会的，固有的和回应的。与早期把信任看成个人的态度的心理学理论相反，信任现在被看成是人际关系的特质、人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性个体关系领域的特征、或个体在他们的行动中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讨论的作为目前对文化关注的征兆的全部六个概念中，信任是作为一个中心元素出现的，对待信任的这种文化主义偏爱是很明显的。
首先，信任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维度，就像阿尔蒙德和威巴所强调的：“市民文化”假设“一种在全体公民中广泛分布的政治能力和相互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80： 4）。政治信任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氛围的反映。“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换成与政治相关的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同样，对罗伯特·德尔（Robert Dahl）来说，“信任意识是自由—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Parry 1976： 129…130），对德尔［1971］的多头政治概念的评论）。这种信念在后来的政治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了。“最近，信任被看作‘市民’政治文化的关键”（Silver 1985： 52）。“政治文化文献认为，基于大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持久稳固需要在一般公众中出现相应的支持性习惯和态度，其中最根本的态度是人际间的信任意识”（Inglehart 1988： 1204）。
其次，信任一旦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它就变成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横向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纵向信任，效忠和忠诚于政治权威的市民团结共同体将不会存在。杰夫里·亚历山大把“信任与怀疑”的对立作为一个主要的维度包含进“市民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Alexander 1992： 293）。
第三，尽管是内隐的，信任发展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高地位群体内部，信任是内含性的（一种阶级团结）。贵族式的自豪、贵族阶级的义务原则、“绅士”的典范只是在排他性团体构成内部相互信任的规则的几个例子。
第四，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充满信任的自发的网络、自愿的联合。参与和信任被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信任来自于丰富的联合生活，同时又有助于自发地产生新的交往并形成联合。“社会资本理论假定：一般说来，我们同其他人的联系越多，我们越信任他们，反过来也一样”（Putnam 1995 b： 665）。
第五，信任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相关联。对一致、团结和人际和谐的关注显示了信任的重要性。英格尔哈特（1990）等用经验材料证明了生活质量和主观满意感与一般信任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六，信任是文明社会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政治参与、企业成就、利用新技术的意愿的先决条件。
信任研究作为聚焦于信任概念和诸如此类概念而展开的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但是除了这种迂回途径之外，将信任置于文化问题的语境当中，它也直接被作为有独立的理论价值的一个主题。当然，信任观念并不是新的，它有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复杂而绵延的发展过程。“信任的思想已经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智力活动历程”（Silver 1985： 52）。西尔弗（1985）、米兹太尔（1996）和塞利格曼（1997）对这种智力活动历史提供了详尽的说明。在本书中，我将从发现于哲学、神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的信任概念的历史根源中进行提炼，并将讨论过去20年中发动并维持社会学对信任理论关注的新浪潮的那些文献。正是那些思想给我尝试进行的综合与详尽描述以基础，我所期望的正是要站在它们的作者的肩膀上。在本书的论述中，他们的著作将被不断地提到。所以，在此我将只列举最近的，我认为关于信任争论的最重要的书籍。
第一部分：社会学理论向软变量的转变信任研究的历程
1979年，尼古拉斯·卢曼发表了一篇关于信任的有影响的分析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当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是正好相反，随着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增加了，变成了目前现代性阶段真正不可缺少之物。1983年，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回顾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和职业领域中信任的表现方式，根据信任包含的预期（expectation）的种类，通过使用富有洞察力的原创的受托信任（fiduciary trust）范畴，提出了一种有用的类型学。1984年，斯缪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nt）和路易斯·龙尼格（Louis Roniger）揭示出：从古到今作为赞助人—受助人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信任以各种形式出现过。1988年，迪格·甘必特把很多作者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视角对信任的思考集中在一起，而他自己呈现了对封闭的排他性团体——比如黑手党——中的信任的一个分析。1990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全面论述中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信任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内，他提供了把信任看成完全理性的交换的一个分析模型。90年代，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 1991，1993，1996）沿着这条路径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最近扩展了理性选择框架去分析不信任。在90年代，安东尼·吉登斯，先是自己（Giddens 1990a，1991），然后与乌尔里克·贝克和斯科特·拉什（Beck； Giddens and Lush 1994）一起，把信任作为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来处理，详细阐述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卢曼式的主题。1995年，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的预言者，弗朗西斯·福山以中国、日本和其它东南亚社会的经验为论辩的基础，为信任是有生存能力的经济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提供了全面的说明和辩解。1997年，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提出了一个解释，把信任看作是与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以及作为结果的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与可磋商性相关联的特殊的现代现象。
我只提到了在已开展的对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挑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并且只提到那些对信任的一般理论贡献了重要洞见的研究成果。也有大量的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关于信任的经验研究，它们没有直接的理论相关性；也有关于信任思想的谱系学的博学的历史性论述，它表明人类思想的曲折盘旋的道路。信任问题已经调动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正在不断地扩展。现在似乎正是暂停片刻去盘点至今取得的成果的时候了，本书将尝试引入分析的准确性和系统法则，也许通过这种方法能使问题达到理论辩论的更高水平。
注 释
1 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将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