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提倡在阿富汗之外，应借机同时打击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美国宿敌。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一周，克里斯托尔也曾微笑着说，“要知道，我们的路程不会停留在巴格达。它只是开始……今后还要注意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而这一切也只是实现珀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在1998年的“预言”的开始，当时，他们三人曾坦言，美国有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重塑中东版图，该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推翻伊拉克政权、然后再推翻叙利亚政权。
旗帜“鲜明”的鹰派对地位的迅速提升颇有心得。就像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说的那样，“想法最重要”。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属于鹰派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是理想的戴高乐主义者。”他们是一些思想者，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执行者，看上去，他们的执行越坚决，思想似乎也就越有影响力。在谈到他们与伊拉克战争的关系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说，“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个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亡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3
对于“9·11”，鹰派有着一种近乎“感恩”和生逢其时的感觉，用乔舒亚·穆拉夫奇克的话说，“如果没有‘9·11’事件，我们永远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遭到袭击之后，鹰派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一种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作为鹰派大本营的五角大楼，不仅把拳头更有力地挥向了国外，还把触角伸向了久违的内政和外交领域。
第四章：鹰气冲天五角大楼“越位”
从政治的角度看，“9·11”事件有两个明显的“受益者”，一个是总统布什，一个是五角大楼。据估计，在“9·11”之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力量增长了20％，目前已有近30万美军士兵驻扎在了140多个国家。在鹰派得势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的声音也渐渐增大，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常常上镜，一幅指点江山的样子。不仅如此，五角大楼还琢磨着搭国土安全部的便车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国内司法事务领域。
2002年7月16日，布什正式公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在厚厚的100页文件中，破天荒地提到了美军参与国内执法的问题。五角大楼很快做出反应，负责美国本土防御的四星上将埃伯哈特表示，他非常支持修改现行法律（根据1878年的一项法律，美国军人不得在本土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便给予军人更多的“司法权力”，并保卫国家免受下一次恐怖袭击。在他看来，对那些在“保卫美国人 民”的问题上，“捆住美军手脚”的法律必须进行修改。这种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看法。
由于现行法律严格限制军人参加国内的执法行动，鹰派分子和五角大楼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总统和国会的支持。此前，美军在国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应政府要求，进行紧急抢险救灾工作，他们无权过问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也是美国的一项传统。由于军方手握社会上最强大的暴力工具，他们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也使得他们一贯遭受怀疑和不信任，在美国的历史上，军事力量从来都是尽可能地被用于国内事务之外。虽然FBI一直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并开始运作让军方介入国内司法事务。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影片中有很明显的反映：只要军方过多地参与国内司法事务，力图取代警察的作用，那其中就很可能蕴含着什么阴谋，而事实上也往往是发生了悲剧。
五角大楼“放开美军手脚”的想法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安。一家政治性媒体很快就做出了反应，提醒五角大楼“不要走得太远了”，它担心地指出，任何使军人扮演警察角色的企图都将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荷枪实弹甚至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士兵出没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以军队的介入表达对FBI的不满和不信任。人们在问，五角大楼是否“越位”了？
修改海斯总统124年前制定的军事限制法案也许只是五角大楼进一步扩大权力范围的一个信号。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五角大楼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军事与外交的一体化程度已越来越高。这一点，一直是为美国政治生活所忌讳的。
在政治家看来，军事头脑是难以制定微妙的外交政策的。在美国军界，像马歇尔、李奇微（在1954年制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詹姆斯·加文（领导过1960年代的反战示威）这样有政治头脑和全局观念的将军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麦克阿瑟、格兰特那样有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却一塌胡涂的人。即便是对于文职的国防部长，人们也多有疑虑，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至今美国人还耿耿于怀，因为正是一些文职官员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有鉴于此，在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艾奇逊任副国务卿时，他们之间有一项协议：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纯军事问题”或“这是一个纯外交问题”，说这个话的人就必须起身走出房间。不过多参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美国军方的一个良好传统，也是维护美国民主的一个基石。
但正如希尔斯曼所言，解决军方对外交政策影响过大这个问题，不能用把军方排除于制定外交政策之外的办法，对于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听取一些军方的意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总统或国务卿不经常听取军方和五角大楼的意见就很难制定出有效的外交政策。但问题是，军方是崇尚实力的，军方主导的国家政策很可能会过分强调武力，强调威胁，而较少谈论合作。如果白宫一味顺应军方的意思，就很可能会陷入政治上的危险，如过分追求和相信实力，无视国际协调机制和国际法约束，把外交问题简单化，从而使国家背上好战和霸权主义的名声。
使五角大楼“越位”还有经济因素。由于军方与军工产业是天然的盟友，军方争取到的国防预算越多，军工产业就越是欢欣鼓舞。虽然军工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能量却是巨大的，投入也是惊人的。据响应政治中心统计，仅2001…2002选举年度，军火公司的政治捐款总额就高达1593。7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1031万美元，占65％，捐给民主党562万美元，占35％），而在过去的7个选举年度中，总捐款额高达7820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的占60％，民主党占40％。
军工集团的投入当然不会是没有回报的。在军工集团的鼓励下，五角大楼已最终核定了8项武器装备采办项目，其总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企业今后20年都会有活儿干；五角大楼还促使白宫把2004年军费提升到3680亿美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超过世界其他军事大国的军费之和；在伊拉克战争中，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大派上用场，2003年５月五角大楼出台的美国海军的“未来作战系统”计划的第一阶段150亿美元业务已交给波音公司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对军方和军工产业情有独钟的布什也在政策上明显向军工产业、能源集团等战争机器倾斜，而他自己也很清楚，没有军方和军工产业的支持，反恐声势谁来造？反恐大旗谁来扛？
在这种背景下，军火的对外销售便成了政府大力扶持的范围。美国政府把对外军火出口提高到了战略高度，1995年，美国政府还出台新政策，把对外军售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合法工具，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份额。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文，要求各驻外使领馆“像促进农产品和药品交易那样推动军火交易”，美国商务部则要求其官员帮助本国军火商“在世界市场上寻找买主”。到了布什时期，这种声势更加浩大，而且无所顾忌。
对于军方和军工产业联姻的危害性，一些政治家早有清楚的认识。早在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时就曾提出警告，要求人们注意“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巨大的军火工业”，他说：“我们必须谨防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在政府各部门里获得不应有的影响。不应有的权力出现灾难性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将持续下去。我们决不能让这个复合体的力量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程序。”曾为军界中人的他很清楚过分壮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但问题是，在鹰派气势如虹的状况下，能有多少人会想起这40年前的嘱咐？而今，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许多人，已经为先发制人的理论和一超独霸的“美景”所深深吸引了。
第五章：先发制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作为有史以来最具进攻性的将领，巴顿将军堪称二战中率军推进速度最快、歼敌最多的将军，他的名言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证明，筑墙，挖沟，修掩体或者依托大海保护自己的人，都是轻信别人的笨蛋。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在他看来，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防御大概是二战时法国人修的“马其诺防线”，看上去固若金汤，但在实践中却连一丝一毫的作用都没起到，德国人很轻松地就绕了过去。在“9·11”之后，越来越多的布什政府成员开始认同巴顿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理念。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看着阿富汗战争顺利进行，布什是喜在脸上，忧在心里。他的安全官员告诉他：美国上空每天有约6万架飞机，以每架100名乘客计算（其实多数国际民航乘客都在200人以上），每天就有600万人（一个香港的人口）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进来100万个集装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