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忽略反美报道，事事为白宫马首是瞻。在“9·11”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布什政府的诸多做法都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如〃邪恶轴心国〃、〃核态势报告〃、撕毁〃反导条约〃等，但美国媒体对此却大多保持沉默，对世界各地的反美呼声要么轻描淡写地报道，要么予以忽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官员的话则无数次在全国媒体播报，一些主流媒体还经常请高官撰稿，为布什政府的做法辩护，尤其是在先发制人战略出台后和“倒萨”大幕拉开后，媒体更是全方位地开始了造势工作和说服工作。更有甚者，一些媒体还主动请政府把关，ＣＮＮ就曾做出一项决定，也即在播发有关本·拉登消息之前要“征求当局的意见”，亚特兰大电视联播网也有类似做法。
媒体还成了反恐的利器。欧洲的媒体曾多次抱怨说，“9·11”后美国媒体有很多歪曲新闻报道的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曲解有些新闻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恐怖主义的定义。美国媒体按照政府官员的旨意为恐怖主义行动下定义，与政府同声指责一些所谓的恐怖主义，而对另一些同样恐怖的事实却忽略不计，这尤其体现在将恐怖主义行动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抵抗斗争混为一谈而对以军的暴行淡化处之。这也使得一些美国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有所降低，CNN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排斥就很说明问题。
但媒体也有难言之隐。“9·11”之后，布什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首先是高举“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旗帜，令媒体不得不服从大局。由于倒萨、先发制人与反恐、放扩散等安全问题扯在了一起，美国媒体不得不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与此同时，布什政府打足了“反恐牌”，不断渲染安全危机，重申把反恐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引导媒体自觉自愿地配合政府的行动。
对那些与政府唱反调的媒体和个人，政府也不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惩戒不听话的美国之音。6对于那些“喜欢生事”的记者，白宫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他们就会借机打压，轻者给他的上司打个电话说“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则让他丢饭碗。而对于那些对政府工作持反对和批评意见的人士，美国政府会促使主流媒体将反对者的呼声完全压下去，从而引不起多大反响。这些人可以在小报和座谈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但却被美国主流媒体所孤立。
在前线报道问题上，政府和军方也采取了严厉的管制。基于历史的教训，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希望新闻界在把战争中美国人的尸体或者伤残人员以及一些失败的图像展示给公众看，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想授人以柄，向和平主义者提供批评他们的武器。于是在阿富汗战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星星点点、模糊不清的图像，然后便是主持人与政府步调一致的报道。此外，在前线采访的记者也很难进入现场，这一方面是情况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被军方限制。
“断奶”也是很有效的要挟手段。在美国，记者虽然是无冕之王，但也并非总是有恃无恐，对于白宫——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毕竟他们是靠信息吃饭的。这使白宫掌握了一种操纵媒体的技巧，那就是通过分配“独家新闻”，使得一些媒体产生了对白宫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记者敢冒犯白宫，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白宫对他的封杀，而得不到白宫的消息，他也就没法再干下去了。
更有甚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还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其宗旨是展开宣传行动来影响国际舆论。该部门是要“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左右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战争的看法，甚至可能不惜在外国报刊登载捏造的新闻”，它向媒体提供虚假消息的目的是影响民众的情绪并刺探外界反应。《纽约时报》最先报道了此事，并称这种宣传为“白之又白的内容；黑之又黑的目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白宫也不得不宣布关闭“战略影响办公室”，但其工作职能却未必会被取消。
与此同时，白宫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战时公共信息监控室”的特殊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并监控布什政府每天向国内外发布的各类消息，确保外国记者、外国领袖和政治观察家能“理解”布什的想法和政策。对于白宫控制媒体的企图，美国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弗里茨表示“震惊和意外”，并认为“9·11”后美国新闻自由的情况恶化了。
同样感到不解的还有布什的老对手戈尔。在2002年12月接受《纽约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前副总统戈尔特别谈到了美国媒体渐渐倾向保守的问题，他说，“这些日子媒体在谈到政治时变得有些奇怪。老实讲，一些主要媒体机构的声音基本上是共和党的言论。”他很奇怪，很多媒体好像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把每天共和党的谈话要点注入到整个媒体对公正报道的解读中。” 他还把保守势力的媒体描述成“第五纵队”，“每天向公众注射共和党的观点。”
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华盛顿邮报》的自由派专栏作家迪欧尼等人则认为“戈尔只说出了表面现象”，“9·11”后美国媒体真正的“新偏见”是严重倾向于保守政治和保守政治家。人们注意到，伴随着鹰派的得势，保守言论也显得春风得意，一些过去不常在媒体出现的保守言论变得比比皆是，而克林顿时期比较得志的学者却发现自己的言论不再受欢迎了，发表言论的天地也突然间小了许多。
在布什政府一步步接近“倒萨”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很自觉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美国电视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播报新闻、发表评论和播放对该国一些官员进行的采访，企图解释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必要性，变成了发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发言人。根据菲尔公司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75％应邀参加美国电视新闻网圆桌座谈会的人都是美国现政府或前政府军方官员和政府官员，只有17％的被邀请者对白宫提出过批评。
民众显然也受到了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新闻媒体过分自由，40％的人认为，不应该允许报纸自由批评美国军方的策略和表现，他们还主张限制教授的学术自由，限制批评政府的军事政策的言论。近一半的人说，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应该监视宗教团体的活动，即使是侵犯宗教自由也在所不惜。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得以“茁壮成长”，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到来也变得日益容易接受起来，而布什新的世界蓝图也渐渐形成了。
第五章：先发制人“布什主义”的诞生
2002年9月20日，对布什、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布什主义”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出炉而呱呱坠地了，此时，距离他就任总统正好20个月。事实上，在那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布什一直在酝酿、修补和完善着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是“布什主义”。其间，历经“9·11”、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美俄亲密接触而在当年6月1日的西点演说中趋于成熟，而“倒萨”更是与此交相辉映，互为表里。此时推出国家安全战略，似乎有水到渠成之感，不乏纪念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既然是一个“主义”，就少不了有某种理想在里面，而布什的理想在报告中则有着妙曼的阐述：“美国没有帝国要扩张，也没有乌托邦要营建。我们自身的愿望也就是我们对他人的祝愿，即：不受暴力袭击、充分享受自由、生活充满希望。”听起来很有诗意，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就连美国的战略家也坦率地承认，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确立了它的超强地位，从而也为美国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文中的另一段表述就显得直接多了：“美国将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球。我们将积极努力，促使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对此，布什很沉痛地提到了“9·11”的教训，提到了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那些贫穷的被恐怖主义分子和“邪恶”领导人欺骗和利用了的人们，也提到了改变这种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
就这样，布什主义被上升到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而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就必须战胜各种挑战，而不是推迟面对挑战—─推迟有可能使它们在未来变得更加危险。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将不能允许敌对势力的兴起”。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兴起，布什有三个层层递进的举措。
首先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先发制人”。虽然在“9·11”之后，国家安全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死守国门，“走出去”要比消极防御更有意义。在打垮塔利班政权后，布什很快便圈定了三个“邪恶轴心国”，不久又把“黑名单”加长到7个乃至60个。对于这些“不安定因素”，布什的做法是一分为二，有的国家将被劝说配合美军反恐，有的国家将受到威慑，而有的国家则必须实现政权更迭。伊拉克是第二个，而将来也未必不会有第三个。
其次是“前方遏制”。为了使这种空前的侵略性战略合理化，早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白宫就提出要“赋予部署在前方的部队（美国的海外驻军）只需稍许增强力量就能迅速摧毁敌人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能力，强行遏制在攸关美国利益的地区发生侵略行为”。为此，布什提出要通过前沿部队、特种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常规核能力、导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