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加军队人数，并建议放弃陆军的师级编制，集中精力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使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热点地区，这项改革很可能首先在欧洲特别是德国驻军中进行，其理由是目前不可能在欧洲战区发生需要大量地面部队和重型装备的冲突。
为确保海上的绝对优势，美国海军也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即利用美海军所拥有的综合信息网络，把海军分散部署的舰艇、飞机和潜艇等作战平台和海上支援系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综合为一体化的作战网络，从“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以形成更高效的集中打击效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就这样在美军改革的“总设计师” 拉姆斯菲尔德的领导下，数字战争理论正在深入美国军心，一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精确、精干、快速的“能力型”军队已可望而可及。在五角大楼看来，伊拉克战争已经预示着，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真正的信息化战争。在信息化战争中，“能力型”的军队将是战争的主要实践者，而体现一个国家军队实力的主要指标，不再是军队的规模，而是军队的“能力”。
为了保证美军的“能力”，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也成了美军改革的重要内容。五角大楼抱怨说，目前国防部平均需要花5个月的时间才能雇用一名联邦雇员，花18个月的时间才能解雇一名联邦雇员，而推行一些重要的改革时则要和总共超过1300家地方工会讨价还价。而完成这些谈判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国防改革法》将会使美国军事管理变得敏捷和灵活。他盛赞总统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人员系统将会减少繁文缛节，在雇用人员方面赋予足够的灵活性，以此来吸引最好的候选者。该系统还为所有雇员提供一个能者升职的制度，这种制度只奖励好的表现，而不看时间的长短；新的系统也不再需要国防部同1300多家不同的地方工会讨价还价，而只是与几家全国性工会合作，整个过程也将变得有效而合理，谈判不再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新的系统不仅能保护和确保所有文职人员的基本权利，为晋升提供更多的机会，还可以增加文职部门的工作机会，使国防部相对于私营部门更具竞争力。1有了这样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管理团队，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美军将会更加强大，甚至会成为一支近乎神话般的队伍，但事实上，美军还远远谈不上完美和传奇。
第九章：新美军，新部署，新战争 美军不是“神话部队”
尽管五角大楼对伊拉克战争的轻松获胜得意洋洋，但接下来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使美国逐渐意识到，美国将来需要更多面对的战争将会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进行，将类似于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类似于以色列人曾在黎巴嫩进行并且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战争、苏联当年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越南人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在车臣的战争。这些战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职业军人与非正规军作战。
令五角大楼头疼的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技术优势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降低。国家内战争的特点是动用游击队、狙击手、绑架者、纵火者、暗杀者和爆炸者，对手作战不采用装甲部队、高速飞机或战舰，但比这还可怕的是，他们会突然发动进攻，随后消失在周围。
针对五角大楼盛行的“硬件第一”观念，美国国防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斯．科宾却认为，强调发展军队“硬件”系统，即硬件的系统化、网络化，易使美军产生过度依赖信息情报的弱点。“如果你太依赖大量信息来行动，那么当你得不到信息时，军队会一下子不知所措。”2
数字战争理论的另一个弱点与伙伴关系的处理有关。建立一支轻便、精干而机动的部队意味着军队实现目标通常需要伙伴，这种合作在许多战役中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最重要的战役中，合作却失败了，明显的例子是在阿富汗，与美军合作的军阀们听任本．拉登逃之夭夭。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数字化战略看起来太有效果了，如果能够把军事机器成功地转变成便于使用、代价不太大而且有效的工具，它就将成为支持一项单边的、先发制人的对外政策的理想手段，它可以把极富战斗力的军队投射到世界各地以打击恐怖主义并改变“无赖政权”，并使美国能单独或者仅依靠一两个临时盟友就做到这一点。3而事实上，经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传统的联军作战的概念已在逐渐淡化，从短期看，这也许会提高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但从长期看，却未必是好事，伊拉克战后出现的问题已很能说明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对军事能力过于自信，使得它在处理同其它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运用军事力量将其它国家变成敌人，而不是使其成为有“共同语言”的谈判伙伴，这不仅会影响全球性的反恐事业，也会驱使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权全力以赴去寻求能够对美国的军事压力构成威慑的力量，从而加剧地区性的紧张形势。
在另一方面，对美国引以为荣的情报战的高要求也暴露出美国情报体系的诸多弱点。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是世界领先的，而且水平还在迅速提高。但是，现有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不精于探查掩藏在山林里或地下的东西，也不善于通过截获信号准确查明物体的位置，而那些潜在的武器扩散者可以利用这些弱点，尽力掩藏他们的设施或变换在兵工厂的活动方式，一些伪装了的人员和武器也未必会被这些“法眼”所洞悉。
客观地说，尽管美国在情报战中屡有建树，但仍可算是美国在新世纪战争中的软肋。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得足以能把它挑选的任何“无赖国家”除掉，但它还是缺乏准确查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并先发制人地消除它们的能力，虽然它的情报部门有许多技术高招。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戈里．特雷弗承认，即使连确定像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潜在敌手是否在研制和部署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结果都会证明是非常困难的。4
在依然无法找到伊拉克的WMD的同时，朝鲜的核现状对于美国情报部门来说仍然是个谜团。美国的情报部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断定朝鲜有足够的秘密研制一两枚核武器的钚，但是它不知道这些武器（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藏在朝鲜地下什么地方。至于朝鲜是否有核武器，如果有的话，有多少，都是美国情报战中的盲点。而这些也对美国的朝鲜政策的确定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不仅如此，美国还长期低估了人文情报的重要性和作用。1无论是在“9·11”的预警问题上，还是在伊拉克战后的情报收集和判断上，经过多次重组和清洗的美国情报机构明显表现得经验不足。
“信息战清除了战争的迷雾”也并非准确的说法。诚然，美国的信息生成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可以用这种技术制造假新闻、假图像、假声音、假消息，其效果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曾运用这种信息生成技术向伊军下达假命令，并冒充伊拉克的本土电台实施广播，还模仿萨达姆和伊方其他军政领导人的声音下达假命令和假指令。但在这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确定信息的可靠性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和情报不是一回事，同样，信息与智慧也不是一回事”。2
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即便是它的军事能力，也不像它想象的那样强大，那样可以我行我素。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最低层次的跨越国界的关系越来越多，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发明显，而各国政府显然也无法独力控制诸如通讯、人才交流、毒品交易、移民、气候变化和恐怖活动。这些方面既谈不上单极也谈不上美国霸权，而且这些方面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也显然越来越重要。在美国，保护和改善美国公民命运的政策需要休戚与共的国际社会其它成员共同作出努力，在反恐斗争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努力是非军事领域的，情报部门、地方和边防警察、海关和地方户籍登记机构的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3这也注定了美国不可能在所有场合和所有时段都进行单边主义的表演，在更多的时候，美国采取的将是“多边主义第一，单边主义次之”的“聪明”的单边主义做法。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不可小视的联合国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著名期刊《外交问题》的主编詹姆斯．休奇曾经非常担心，在伊拉克的胜利会使得白宫和新保守主义者忘乎所以；《纽约时报》的主任编辑也在为那种极少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的美国民族主义而担忧。1美国的单边主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的残局却使美国自身调整了立场，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单边主义做法。
2003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了第58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寻求各国对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的支持。与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初对联合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所不同，此番布什对联合国却表现出了久违的诚恳态度，对联合国的作用大加肯定，并特别地提到了联合国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表示相信联合国可以在帮助制定伊拉克宪法、训练公务员和指导自由、公正选举方面起到更大作用。这一表态较9月7日（认为联合国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美国提出的伊拉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