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他。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我绝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绝不同他划清界限。他关进“牛棚”之后，我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爸爸……！”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大小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不许治疗，还要批斗。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轮椅出门上街。为了给父亲买点儿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我从来没有认为过他不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能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的后面跳着叫着：“打倒×××！”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你打倒谁？你还喊不喊？”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几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曾亲眼看到一颗子弹打中一个同学的脸，他的脸立刻开了花；我也曾亲耳听到子弹从我耳边嗖嗖飞过，打中后面同学的大腿动脉，血一下子喷出来。晚上，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我还亲眼看见一枝钩连枪捅进一个同学的肚子，往里一搅向外一拉，肠子全拉了出来。
四川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常规武器都在“文攻武卫”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一次，几个学生冲进了兵工厂，开出来一辆坦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结果遇到另一派的反坦克炮弹的袭击，转眼之间，几个学生就成了焦炭，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铁。
那时候，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有自己的“武卫队”，除老弱病残外，其余的人都是武卫队的成员。每个队员都有枪，也发了我一支“七·九”步枪。每天早晨谁一醒来，首先就冲天上放一枪，表示自己还活着。每当“最高、最新指示”下达，不管多晚，哪怕是凌晨三、四点钟，大家都要起来在院子里列队游行、呼口号、欢呼。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最怕迟到。就是在吃饭前也要集体列队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如果迟到了，就要一个人请示汇报，或是背“老三篇”。我因为害怕一个人向毛主席请示，有时干脆连吃饭也免了。
第三部分第26节：小宣传队员（2）
一天，我们这一派的组织要全体去一个制造飞机的工厂进行“革命”，我被派在队伍的前列。刚刚出发，又派我先去另一个司令部送大字报的稿子。当我送完稿件赶到工厂的时候，广场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学生的尸体。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了捍卫革命路线，手挽手，肩并肩，高唱着《国际歌》，冲向另一派的枪林弹雨……
在那个时候，我们都随时准备着为革命贡献自己年轻的生命，面对这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我深深为我没有同他们一样而感到万分羞愧。
有一天我们正在排练节目，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我们中的一个学生应声倒地。大家都围了上去，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大家手忙脚乱地进行最后的抢救，可是谁也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原来子弹根本就没有打在他的身上。
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个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演技。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个定论：“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不仅要演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文革”结束了。我们附中全部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大革命”已厌烦之极。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读：“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我被分配到了达县地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说：“我不下乡，我要留在成都，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父母不同意。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一条光明大道。父母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我就趁这个时候拚命地挖。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西洋彼岸那样的遥远，我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落下得更远了。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吗”？
第三部分第27节：小宣传队员（3）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儿。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克，绝不屈服。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例假”整整来了一个多月。我不哭泣，因为哭泣没有用。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泯。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就是在皇宫御院里也是块顽石。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绝不做顽石。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六时出工，四时起来练琴。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竿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
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