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由那些被指责为使用“无意义”词语的人造成的。因为正如当不同于顽固的无信仰者的神学家开始谈论“上帝死了”的命题时，神学危机到达了其顶点一样，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危机也始于哲学家自己宣布哲学和形而上学已经终结的时候。现在，这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吸引力来自“ZudenSachenselbst”“重返事物本身。”——译注这个口号的反历史和反形而上学的意义；“看来仍然留在形而上学框架内”的海德格尔也试图“超越形而上学”，正如他在1930年之后反复强调的。参见《论真理的本质》（VomWesenderWahrheit）的注释，1930年的第一次演讲。现收入《路标》（Wegmarken），法兰克福，1967年，97页。）
第一个宣布“目前支撑宗教的感情（是）这种感情：上帝死了”的人不是尼采，而是黑格尔。参见《信仰和知识》（GlaubenundWissen，1802），《全集》（Werke），法兰克福，1970年，第二卷，432页。六十年前，当《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以最不可置信的名义”把“形而上学”当做哲学时，仍然感到十分自信，如果我们在历史上追溯形而上学和哲学的分离，我们可能发现康德属于最突出的诋毁者，我不是指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即被摩西·门德尔松称为“摧毁一切东西的人”（allesZermalmer）的那个康德，而是指撰写前批判著作的康德。当时，他无所顾虑地承认“与形而上学结合是（他的）命运”，但也谈到形而上学的“无底深渊”，其“不稳固的根基”，其理想的“安乐国土”（Schlaraffenland），在那里，“理性的梦幻者”能乘坐“飞艇”翱翔，因此，“承认无根基的智慧并非是愚蠢的”。《全集》，达姆斯塔特，1963年，第一卷，982，621，630，968，952，959，974页。在这方面，今天必须被澄清的东西已经由理查德·麦克孔很好地表述了：在漫长而复杂的思想史中，这种“令人畏惧的科学”从来没有产生“关于其作用的一般信念……也没有产生关于其主题的一致意见”。参见理查德·麦克孔的《亚里士多德基本著作》（TheBasicWorksofAristotle）前言，纽约，1941年，xviii页。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引文，我们有时使用麦克孔的译本。从这种诋毁的观点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形而上学”这个词语本身却能幸存下来。当康德作为一个年迈的老人，在给予“令人畏惧的科学”致命一击之后，预言人们将必须重返形而上学，“就像人们在争吵之后重返其爱人的身边”（“wiezueinerentzweitenGeliebten”）《纯粹理性批判》，B878。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句子见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末尾。在那里，康德声称已经建立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概念“和人类的思辨理性一样古老；无论以经院哲学的方式，还是以世俗的方式，理性的人不是都在进行思辨吗”？（B871）。这门“科学……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因为“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期望超过了它能合理地提供的东西”（B877）。也可参见《任何一种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toAnyFutureMetaphysics），第59节和第60节。一样时，人们可能会怀疑康德是有道理的。
我不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甚至是可欲求的。在我开始探讨我们的目前状况的可能有利条件之前，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反思当我们看到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已经到达终点——当然不是看到上帝死了，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存在所知甚少（事实上，少到连“存在”这个词语也被误用了），而是看到千百年以来人们思考上帝的方式不再令人感到信服——时，我们实际表达的意思；即使一切都死了，这也仅仅涉及上帝的传统观念。同样，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是如此：不是因为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同时产生的古老问题是“无意义的”，而是因为构想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最终的问题是感性事物和超感性事物之间的基本区分，以及至少能追溯到巴门尼德的概念，这个概念——上帝，或绝对存在，或第一本原（archai），尽管没有呈现给感官，但仍然比显现的东西更实在，更真实，更富有意义，它不在感官知觉之外，而是在感官世界之上。“死的”东西不仅仅是这种“永恒真理”的定位，而且也是区分本身。与此同时，在各种吵吵嚷嚷的声音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形而上学辩护者提醒我们在这种进展中存在的虚无主义危险；虽然他们自己很少求助于形而上学，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赞成论据：不容置疑的是，一旦超感性领域被抛弃，它的对立面，自数百年以来人们理解的现象世界也将被抛弃。实证主义者理解的感性事物不可能在超感性事物消亡后继续存在。没有人比尼采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尼采对上帝的死作了诗意的和比喻性的描述《快乐的科学》（TheGayScience），第三卷，125，“疯子”。，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相当多的混乱。在《偶像的黄昏》的意味深长的一段中，他阐明了“上帝”这个词在古代历史中的含义。它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理解的超感性领域的一个象征；于是，他不使用“上帝”这个词，而是使用“真实世界”的表达方式，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真实世界。还留下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未必真实的世界？噢，不是！我们也已经用真实世界摧毁了未必真实的世界。”《“真实世界”如何最终成为一种虚构》（Howthe“TrueWorld”FinallyBecameaFable），6。
《精神生活·思维》 序导 论（4）
尼采的这种洞察力，即“取消超感性事物，也意味着取消仅存的感性事物，从而取消两者之间的区分”（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NietzschesWort“Gottisttot”），见《林中路》（Holzwege），法兰克福，1963年，193页。，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在历史上确定其时间的任何企图成为不可能；依据于两个世界的一切思维都意味着这两个世界是互不分离的。因此，德谟克利特关于精神——即用于超感性事物的工具——和感官之间短距离对话的精辟论述已经预见到对付实证主义的所有精致的现代论据。精神说，感官知觉是幻觉；感官知觉随着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甜、苦、颜色和诸如此类的感觉，仅仅根据人们的约定（nomō）而存在，不是根据现象后面的真正本质（physei）而存在的。于是，感官回答说：“精神真可怜！当你把你的明证（pisteis——你能相信的东西）从我们那里取走后，你能抛开我们吗？抛开我们就意味着你自己的灭亡。”B125和B9。换句话说，两个世界之间始终不稳定的平衡一旦不复存在，不管“真实世界”摧毁“未必真实的世界”，还是“未必真实的世界”摧毁“真实世界”，我们的思维通常借以为自己指出方向的整个参照系就将崩溃。从这方面说，一切都不再有意义。
上帝、形而上学、哲学和不言自明地包含在内的实证主义在当代的“死亡”，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20世纪初，它们不再是知识分子精英唯一关注的东西，不再如同未经检验的普遍假设那样得到众人的关注。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在我们的讨论中，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搁置实际上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外的政权问题，并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严格地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与这种危机有关，但我们的思维能力并没有受到损伤；我们是我们曾经之所是——能思维的存在。我在这样说的时候，仅仅在于表明人具有在知识范围之外进行思维的一种意向，也可以说，一种需要，人更多地凭借这种能力做事情，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认识和行动工具来使用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虚无主义，也许就是不愿意与已经静静地死了一段时间的概念和系列思想（thoughttrains）相分离，虽然后者的死亡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公认。只要人们愿意想象，我们就能在这种情况下做最近的一代人在早些时候已经做过的事情，即探讨每一个主题，“好像没有人在我之前探讨过它”（正如笛卡儿在《灵魂的激情》的引论中所说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极其宽广的历史意识，但主要是因为我们拥有作为一种活动的思维对选择它的那些人来说意味着的最好明证，正如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谬论”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家传递给我们的体系和学说在现代读者看来也许都不是令人信服的，或者都不一定有道理，但是，我想在这里争辩说，这些体系和学说并不是任意的，不能当做纯粹的胡言乱语抛弃掉。相反，形而上学谬论包含我们必须把握的对进行思维的那些人来说意味着的最好线索——今天，这是极其重要的东西，说起来也奇怪，人们很少直截了当地谈论它。
因此，在哲学和形而上学死亡之后，目前状况的可能有利条件有两个方面。它能使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卸下包袱，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抛开先入之见，拥有自然状态的体验的巨大财富，以便处理这些财富。“Notrehéritagenestprécédédaucuntestament”（“我们的遗产不是通过遗嘱获得的”）。RenéChar：《睡板》（FeuilletsdHypnos），巴黎，1946年，no。62。如果它不是伴随着几乎不可避免的在不可见事物领域中和在任何层次上不断增加的行动无能，这种有利条件可能更充分；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如果它不是伴随着一切不可见的、不可触知的、不可接触的事物的名誉扫地，这种有利条件可能更充分，因此，我们处在失去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