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就是上海《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
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第36节：创办《南京人报》（1）
创办《南京人报》父亲从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里，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爱它的历史文化，爱它的民俗风情，也爱它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所以他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
自从来到了上海后，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喧嚣杂乱的大都会，纷纷扰扰的商业竞争，都与他的情趣大相径庭，最使他不舒服的，虽然国事日紧，那些达官贵人依然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父亲认为上海绝非久留之地，但是哪里又是栖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亲踌躇不定的时候，张友鸾也正在上海，他极力怂恿父亲到南京去，并且在南京自办报纸。南京也是父亲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认为在江南，只有南京与北平相似，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龙蟠虎踞之胜，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卖菜翁都有烟水气”，父亲决定迁居南京，至于是否自己办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鸾叔的多方敦促下，父亲认为，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这是个创举，而且所需要的钱也不多，自己尚有这个能力，终于是在友鸾叔的如簧之舌鼓动下，见猎心喜，决定在南京办报。原来父亲攒下几个钱，是打算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农村，写书课子，种菜养花，终老是乡。母亲打趣他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休要说是战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第37节：创办《南京人报》（2）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所以当南京沦陷前，父亲只身入川，只有一个柳提箱为伴。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都是尽义务，是不要钱的。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父亲深受感动。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簃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四”时期，“易家钺”三字，在北京大学及京师，是名噪一时的。易君左先生任扬州教育署署长时，曾因一篇《闲话扬州》文章，引起扬州市民不满，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只添了一个字，成了一副浑成工稳，妙趣天成的绝对：易君左矣林子超然尽管易君并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联一出，无不为之如出天籁而叫绝！易君左先生有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我少年时曾捧读过，惜年代久远，除书名外，内容都已不复记忆。父亲从上海移居南京时
第38节：创办《南京人报》（3）
，曾在叶古红先生家度除夕，母亲和叶夫人魏新绿先生均作天津女儿装，各着一袭红袍，父亲高兴感慨之余，曾有句：“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闲”，易君左先生读后，喜而和而至再。
叶古红先生业中医，但却喜欢和文人往还，自己也喜欢做诗填词，故张慧剑叔称他为“诗医”，医上冠之以“诗”，朋友们都认为是慧剑叔谑而不虐的调侃，但叶古红先生却笑而纳之，居之自喜，他和父亲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绿先生是母亲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戏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时粉墨登场，内外行都称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艺名在上海广播电台教唱京戏。后来叶古红先生病逝，父亲想起他们的友谊，悲悼不已。父亲原来曾答应给叶先生画一幅红叶长轴，但由于忙，一直未能兑现。叶死后，父亲想起来就感到歉疚，为了实现承诺，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