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候，挪威驻华盛顿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马克时，我是他那一连的副连长，知道他是“一团火球”，碰到什么问题，就勇往直前，拼命设法去解决。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5）
我写信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请他运用他那跟踪侦察的本领，在美军供应部门中嗅出一个可以接触的人来。有可能那里的试验所正在试验新的战地配给食品，那我们可以应试，就像我们在为空军的试验所试验配备一样。
两天之后，包恩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们。他曾和美国国防部的国外联络科联系过，他们要知道全部情况。
赫曼和我马上坐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武官办公处包恩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我看事情是顺利的，”他说道，“如果我们带上一封上校的正式介绍信，明天早上国外联络科就会接待我们。”
上校是挪威武官奥图·孟特卡斯。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听到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十分情愿地给了我们一封正式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介绍信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说，他想最好是他自己陪我们去。
在过道和走廊中间转了无数次以后，我们到了国外联络科的门口。不久，我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坐下，四周都是穿着崭新制服的人。国外联络科科长亲自来主持会议。
这个坐在桌子一头的、脸色严肃、身体魁梧的西点⑧军官，起初不太能够了解，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上校的十分得当的言词，以及围桌而坐的军官发出飓风般的考问所产生的良好结果，缓缓地使他对我们有了同情了，他很感兴趣地读了空军物资司令部配备试验所的信。然后他站起身来，对他的部属发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命令，要通过正当手续来帮助我们，又预祝了我们好运，便走出会议室。他出去，门关上了，一位年轻的上尉参谋在我耳边轻轻道：
“我敢打赌，你准能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件事像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给我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小小的变化。此外，这也是一个严格试验配备的良好机会。”
联络科立刻安排好，让我们去和后勤部试验所的李维奇上校见面。赫曼和我坐上汽车去了。
李维奇上校是一个大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和和气气的。他立刻把负责试验的各科的人找来。大家都一番好意，立刻提出一大堆配备要我们彻底试验。他们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期望，一连串说了许多东西，把我们所能要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从战地配备食品到防晒的油膏，不透水的睡袋都有。然后他们带我们到处去看这些东西。我们尝试了装潢讲究的特种定量食品，我们使用了就是曾掉在水里也能擦着的火柴，小火炉和水桶，橡皮袋和特种皮靴，厨房用具和能在水里浮起的刀子，以及一切远航所能要的东西。
等到各处走完了，办事员已经记下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数量。我以为这一仗已经赢了。不料这位高大的、友好的上校说道：
“嗯，我们现在一定要进去和老板谈一下。我们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他才能决定。”
我觉得我的心跌落到我的皮靴里去了。原来我们还得卖弄口才，从头说起，而且天晓得那“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发现那位老板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十分精明干练的样子。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在我们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用尖锐的蓝眼睛端详我们。他请我们坐下。
“嗯，这几位先生来干什么？”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李维奇上校，同时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我。
“噢，一点小事。”李维奇赶快回答。他简单扼要地把我们的整个事情解释了，那位首长耐心听着，一根手指也不动。
“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他问道，对我们的事显然并不觉得什么。
“嗯，”李维奇低声下气地说道，“我们希望在这次远航中，说不定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将使用这些新食粮和若干配备的情况写成报告。”
在写字台后面的十分精明干练的军官毫无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还注视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道（此时，我觉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东西。”
办公室里一阵死寂。李维奇上校摸摸衣领，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那位首长突然说道，这时他的眼角上闪着光，“勇气和胆量也该算上。李维奇上校，把东西给他们！”
我们带着联络科的介绍信飞到纽约，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伯尔教授。他是国防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由于他的帮助，后来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学测量的贵重仪器和用具。
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会见海军水路学研究所的格罗孚将军。这位性情温和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属军官都叫进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曼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们的潮流图，帮助他们！”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6）
当准备远航的车轮又向前滚了一段的时候，英国的伦斯顿上校在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我们将来的问题，和胜利完成的可能性。我们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若干精良的英国配备。这些配备是从英国空运来的，也准备在木筏远航中试验。那位英国军医是一种神秘的鲨鱼粉的热心拥护者。如果有一条鲨鱼来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洒几撮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不见了。
“先生，”我很礼貌地说道，“这种粉靠得住吗？”
“嗯，”那英国人微笑着说道，“这正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时间很紧促，不能坐火车而要乘飞机，不能两条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车，钱袋像破旧的蜡制植物标本般干瘪了。我们把我原来准备回挪威的旅费也花了。我们便去找在纽约的朋友和资助人，来解决经济问题。一到那里，我们就遭遇到了困难而沮丧的问题。那位资助人生病发烧躺在床上，在他没有恢复健康以前，他的两个同伴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坚决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定，但是目前他们无计可施。他们要求我们推迟事情的进程。这个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个车轮现在正转得飞快，我们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前进，要减速或者刹车，都太迟了。这些资助我们的朋友同意取消协议，使我们可以无需顾虑他们，可以不受拘束地迅速进行。
我们走在街上，双手插在裤袋里。
“12月，1月，2月。”赫曼说道。
“到3月，”我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动身了。”
我们能够得到挪威的钱，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什么学术机关申请贷款，但是我们很难为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理论而取得贷款；而且，我们所以做木筏远航，原因也在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无论是报馆或者私人，都不敢投资到他们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称为自杀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们安全归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许多天我们看不到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候，奥图·孟特卡斯上校又插进来了。
“你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小伙子们，”他说道，“这里有一张支票，先拿去用吧。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时再还给我。”
另外有几个人照他的样做了。隔不久，我们的私人借款已经足够应付开支，无需再向别人求援。我们可以飞到南美，动手建造木筏了。
这古老的秘鲁木筏是用筏木做的，筏木在干燥时比软木还轻。筏木长在秘鲁，但是长在安第斯山区里，因此，印加时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国（厄瓜多尔），就在那里把高大的筏木树砍倒在太平洋岸边。我们打算如法炮制。
旅行问题在今天和印加时代不同。我们有汽车、火车、旅行社；但是，好像是好事多磨，我们也有叫做“边界”的阻碍。那里有穿着铜钮扣制服的办事人员，若怀疑旅客的话，就乱翻旅客的行李，叫旅客填写一大堆盖着印戳的表格，这还是说旅客能侥幸入境的话。由于对这些穿铜钮扣制服的人的恐惧，我们决定：我们不能带着装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的小箱大箱到南美，举帽行礼，用词不达意的西班牙话，要求入境，并且乘一只木筏扬帆而去。如此这般，我们会被抓进监狱的。
“不行，”赫曼说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官方介绍。”
在和我们解除协议的三个朋友中，有一个是驻联合国记者，他建议带我们坐车到联合国求援。我们走进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得到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国的人并肩坐着，后面墙上挂着极大的世界全图，大家在静听一位黑头发的苏联人站在地图前发表流利的演说。
我们那位记者朋友乘着会议情况比较平静的时机，先抓住一位秘鲁代表，后来又抓住一位赤道国代表。他们坐在休息室的大皮沙发里，很高兴地听我们的计划：要横渡大洋来帮助证明这一理论：他们本国远古时代的人，是到达太平洋群岛上的第一批人。两人都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我们到达两国的时候会得到帮助。特里格韦·赖伊⑾从这休息室走过，听说我们是他的本国人，走了过来。有人建议他应当和我们一道上木筏去。但是陆地上的惊涛骇浪已经够他受的了。智利的本杰明·柯恩博士是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他本人是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他给了我一封写给秘鲁总统的介绍信，秘鲁总统是他的朋友。我们还在大厅中碰到了挪威大使威廉·冯·孟德，他是挪威的英琴斯顿人。从那时候起，他给了远航无可估量的